一位来武汉打工者苦于找不到对象，给副市长写了封信倾诉苦恼。他原本只是想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未料这封信引起了副市长刘顺妮的高度重视，并且及时作出重要批示。
    这是一条饶有趣味的新闻，其中的深意值得解读。首先说，这个打工者身上有一种可贵的清醒。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四处流浪的外地人，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油水不溶。在社会赋予他们 “农民工”特殊标签的语境下，仍然懂得有事找市长，向市长倾诉自己的苦闷和不安。记得在一篇文章中看过，有个进城工作的 农 村人，在城里工作了十几年，尽管他已远离土地成了白领，但城里人不把他当城里人，他也不把自己当城里人，他已没有了准确的身份定位。直到有一天他和别人打在一起，别人骂他：你以为你是谁？你不就是一个高级流窜犯？这时他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的 “客观”身份。一个人的认知非常重要，常常会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走向。在人的潜意识里，是把自己看作 “流寇”？还是看作 “主人”？往往会有不同的处事方式。如果说上述这位打工者，满脑子的 “临时”意识，把自己看成武汉市的匆匆过客，就不会给市长写信，他的郁闷烦恼，也许会有其它的发泄方式。而其它方式，也许和和谐社会格格不入。
    再说刘副市长，她能如此重视一位外来务工人员的情感诉求，没有把他当成外乡人，而是看成自己治下的 “市民”，亲自作出批示，要求有关单位 “为外来务工人员组织联姻活动”，并将 “搭建交流平台”，看作 “是一项实在的服务内容”。也没有让秘书代劳，或转给下属部门 “研究研究”。即便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对。毕竟一个大都市的副市长，也可以说政务缠身公务繁忙，需要及时处理的事情多如牛毛。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市长 “作秀”？如果硬说作秀，我希望这种作秀越多越好。当领导都能倾听底层百姓声音，何愁问题不能发现？何愁矛盾不能解决？
    最后说说媒体。 《武汉晚报》没有对此事简单处理，假如他们发个消息，说明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如何云云，新闻要素俱全，也算尽到职责。但他们派出记者，深入基层了解，针对 “来汉打工找对象难”这一问题，展开专题走访。这一深入，才发现酒店、建筑工地、美发店里的许多打工者，有着辛酸的婚恋故事。尤其是建筑工人，他们除了烈日下的艰苦劳作，剩下的就是寂寞。因此，看录像、玩牌、打麻将，就成了工友们最多的消遣方式。也才发现，酒店的服务员八成以上都没结婚。因为他们每天上午10点上班，一直忙到晚上10点，每个月只能休息4天，生意好的时候，连那4天都不休息，哪有时间接触外界？这些问题，是不是应当及时化解的社会矛盾？——而这些重要发现，都源自打工者的一纸 “诉苦”和领导回应，当然值得大加赞赏。 (雷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