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潼关黄河古渡口景区的张养浩雕像。

宋雨  摄

张养浩生于宋元易代之际，自幼受儒家经典熏陶，在元朝为官并三进御史台，是有名的“骨鲠之臣”；他是元散曲的代表作家之一，一支笔道尽兴亡事，为斑斑青史留下三分警策、七分感喟。

西行

八百里秦川，在潼关一带已到尽头。南边是“奇险天下第一山”的华山，北边是如同屏障一样的中条山，两山对峙的夹缝里，黄河径直东折，缓缓进入豫陕大峡谷。潼关，就牢牢扼守在陕、豫、晋三省接壤的咽喉处。

山川地理如此巧妙铺排，如天作之合般造就潼关“独一份”的天险。千百年来，潼关既是险阻，也是通途，这里从不缺征伐者和野心家，也从不缺行者、过客和旅人。烽火边城、鼓角争鸣，历史曾一次次在这个“弹丸之地”改变走向。

东汉建安十六年，曹操率军进攻西凉，数月强攻无果，最后用计离间马超等西方群雄，控制潼关，稳固了其北方势力。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哥舒翰率二十万虎狼之师血染黄河，震动京师。一条潼关道，遍地英雄冢。一生忧国忧民的杜甫在得知潼关失守的消息后，写下著名长诗《潼关吏》，用“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愤怒，对民众的同情。

1329年4月，一位特殊的过客沿潼关道而来，他便是已致仕八年的张养浩。这一年，张养浩五十九岁。当时的人们自然无法预料，这将是张养浩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更准确地讲，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四个多月。

张养浩，字希孟，1270年出生，山东济南人。张家是当地一个殷实家庭，其父张郁极善经营，不到二十岁就奔走于京师和江淮之间做生意。艰辛的创业经历，让张郁对儿子的教育格外看重。元朝开国初年，一度中断了传统的科举取士，读书人或是进入基层政府机构当差，即所谓的“胥吏”，或是成为官员的幕僚，有的甚至当起了匠人、商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仍能坚持让儿子接受传统教育，可见张郁的远见。

张养浩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天资聪颖，自幼喜读诗书，“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担心他用功过度伤了身体，甚至出面阻止他读书。为此，张养浩白天默诵，晚上则关起门来，偷偷点灯夜读。

19岁那年，张养浩登临济南城中的白云楼，以一首《白云楼赋》声名大噪，赢得山东按察使焦遂对他的赏识和信任。焦遂举荐他为东平学正——虽未获得正式编制，但这却是张养浩宦海生涯里一个转折点。

因才学出众，张养浩屡屡得到有识之士的推荐，特别是获得了当时担任平章政事（宰相）不忽木的青睐。不忽木是元代重要政治家，为官清廉、重视儒学，对这位志在“修齐治平”的青年，不遗余力地向朝廷推荐，先是推荐其担任礼部令史、御史台掾，后来又荐为中书省掾属，继而选授堂邑县尹。一次，张养浩生病，不忽木前往探望，看到张养浩家徒四壁，不禁感叹道：“此真台掾也！”

在元代，御史台、中书省和枢密院并称中央政府的三大中枢。张养浩由最基层的御史台掾起步，后来又担任监察御史、行台中丞，是为数不多的“三进御史台”的监察官。他不畏权贵、不计祸福，敢于直谏，写下万余字的《时政书》，直斥朝政沉疴“十害”。此举激怒了当时的元武宗，张养浩的一腔热血，换来的却是罢官离京。

文忠

2019年5月，一座五米高的张养浩雕像在潼关黄河古渡口景区落成。雕像下方，镌刻着他留下的那首传诵千古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潼关是东汉“四知太守”杨震的故乡，出景区向西约7公里处，便是如今的杨震廉政教育基地。张养浩在担任地方官时，以“四知堂”命名自己的居室，表达对杨震的敬佩之意。

张养浩当年见到的潼关当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此番来陕赴任，潼关仅是他经停的一处驿站。

这一年，关中大旱，疾疫蔓延，灾民到处逃荒、流离失所。朝廷特请张养浩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前往陕西主持赈灾事宜。行台是元朝独创的监察公署，为御史台的派出机构，全称为“行御史台”。按元朝官制，中丞是台官，属正二品。

自归隐以来，朝廷曾七次征召张养浩入朝为官，他都再三拒绝了。名与利、权与势，于张养浩而言不过是浮云。真正“请得动”他出山的人，是天下苍生。

从山东济南的家中出发，张养浩途经洛阳、渑池等地，所到之处，到处可见从陕西逃难出来的饥民。赤地千里、遍地哀鸿，张养浩“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路过华山，张养浩特地到西岳庙，作文祈雨，为民吁请，读到“民饥而死”时，张养浩“涕泗被面，从者观者皆为沾襟”。

以现在的目光来看，此举似为不经，但在当时，这是一个诚心为民官员的至诚至敬之举。巧合的是，没过多久陕西境内“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

听说朝廷派他主持赈灾，张养浩的很多同僚为他摆酒设宴，接风洗尘。张养浩得知后拒绝赴宴：“此岂为乐时耶！”对张养浩来说，最紧要的是如何稳定市场秩序、筹集赈灾粮食。

元朝普遍使用纸钞，百姓拿纸钞去买米，纸钞稍有模糊破损，米商就说这是“昏烂钞”，不肯收，百姓自然也买不到米。按照规定，昏烂钞可以到行用库中更换新钞，管库奸吏营私舞弊，“易十与五”，而且“累日不可得”，百姓还是买不到米，生活处于崩溃边缘。

赈灾如救火。张养浩立即检查行用库，发现没有销毁、钞面图纹可以看得清的纸钞共计1085万多贯。便在这些纸钞背面盖上印记，临时流通使用。他又命人刻价值十贯、五贯的券发给穷人去米店买米，券上加盖印记，米商可凭此到行用库兑出钱来，“于是吏弊不敢行”，百姓得以买米活命。张养浩不惜拿出自己的钱财开设粥厂，同时奏请朝廷，希望实行纳粮补官的法令，以解燃眉之急。

在陕西赈灾的四个月，张养浩一直住在官署，“未尝家居”，白天出外巡察救济灾民，晚上则祈祷灾情结束、百姓安康，没有丝毫懈怠，忧劳成疾，病逝任上，“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也是在陕西期间，张养浩写下大量的怀古作品，既有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也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1331年，朝廷下诏追封张养浩为滨国公，赐谥号“文忠”，后人尊称为张文忠公。

浩气

张养浩的一生几乎贯穿了大半个元代。他出生的第二年，忽必烈发布《建国号诏》，元帝国建立。元代十一位皇帝，张养浩历经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等八朝。

他不仅恪尽职守、心忧百姓，也善于总结自己为官的经验教训，著成《为政忠告》一书。《为政忠告》又名《三事忠告》，分为三大部分，皆可独立成篇。其中《牧民忠告》总结了做地方官的经验，《风宪忠告》总结了任监察御史的经验，《庙堂忠告》总结了在中书省为官的经验。这三个“忠告”分别针对地方官员、监察官员和朝廷高级官员，很有指导性，其言发自肺腑、情真意切，深受时人与后人的看重。

在《牧民忠告》中，张养浩强调戒贪止欲的重要性，劝告为官从政者只有做到谨守公廉，才能避免灾祸远离耻辱。在此基础上，张养浩还指出家人的“喜奢好侈”是为官之人在廉洁奉公方面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他主张官员必须严格约束家人，更不能目无法纪在外招摇生事。

在《风宪忠告》中，张养浩列举了监察官员容易出现的十种徇私枉法行为：“或巧规子钱，或盗行盐贴，或荒耽曲蘖，或私用亲属，或田猎不时，或宴游无度，或潜托有司之事，或妄兴不急之工，或旷官第而弗居，或纵家人而不检。”在他看来，以上种种行为均是担任监察官的忌讳。

在《庙堂忠告》中，张养浩以诸葛亮和元载为正反案例，奉劝身居庙堂之上的高级官员要效法诸葛亮一生清廉奉公，“二十年无尺寸之增于家”，夙夜在公以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世百姓所称颂。切不可像唐代元载一样利令智昏，唯利是图。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养浩”之名或许出自这里。张养浩曾写过一句散曲：“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这如同他的道德文章和为政操守一样，让人回味无穷。□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