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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文章《刘炳涛：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卡尔·迈登斯拍摄的1941年的潼关
《白鹿原》第二十五章描写了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它“像洪水漫过青葱葱的河川的田亩，像乌云弥漫湛蓝如洗的天空”，在原上所有村庄蔓延，让一切人颤抖。
得了病的人先是上吐下泻，按照书里面中医冷先生的说法，这叫“两头放花”。之后会眼窝凹陷甚至失明，脸上呈现一种绿莹莹的颜色。几天后，人就不行了。瘟疫持续数月，白鹿村里隔三差五抬埋死人，哭声甚至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同情，白嘉轩的媳妇仙草就是在这场瘟疫中死去的。原上的人认为这是田小娥的鬼魂带来的邪气，直到白嘉轩修起一座镇妖塔，瘟疫才过去了。
《白鹿原》中的很多事件，都有真实背景。这场大瘟疫，实际上写的是发生在1932年的关中大霍乱。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一种肠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饮用或者食用被病菌污染的水或食物而感染。霍乱这种病是在清代由外国传入中国的，并从中国沿海向内陆省份传播。根据其英文发音，又被译作“虎烈拉”，时称“虎疫”。
1932年的霍乱几乎遍布全国，是中国有史以来这种病最泛滥的一次。4月26日，第一例霍乱出现在上海。5月23日，武汉成为第二个发现霍乱的城市。据当时粗略统计，共有23个省市、306个城市出现疫情。
一位山东的小学教员，记录了疫情发生时的一些情形。他所在的县有三分之二的人染病死去，剩下的家家户户都在焚香烧纸。老乡们传说“瘟神是讲年头的，转过年头来，就会好了”，于是全镇的人竟然在大夏天决定了一个“过新年”的日子，并在那天营造出一派新年的景象……
而在陕西，这次疫情传染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都居全国前列，堪称陕西近代史上的一次大灾大难。
一般认为，陕西的疫情是6月19日，最先在潼关东关车站发现的。霍乱传播速度很快，到了7月中旬，已传染华阴、华县、澄城、朝邑（今属大荔）并波及临潼、西安。人感染霍乱后有两个明显症状：一是腹泻加呕吐，严重者甚至出现便血、吐黄水；二是小腿肚转筋，耳鸣口渴，呼吸急促，表情呆滞，眼窝塌陷。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病人很快就昏迷死亡，就像《白鹿原》里写的那样。潼关发生疫情后平均每天死亡30余人，华阴县到8月8日死亡人数已经过万。
这次霍乱是怎么来到陕西的呢？很可能是沿着陇海铁路从外省输入的，因为陇海铁路此前一年刚刚通到潼关。而疫情在陕西境内的传播，也明显呈现出沿着交通干线、自东向西、由城而乡蔓延的特点。
1932年陕西的公路事业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西安至潼关、至长武、至凤翔、至眉县的公路都已通车，这为病毒迅速传遍关中提供了便利。
关于霍乱的来源，还有另一种说法。时任防疫委员会常委的杨叔吉说，潼关的霍乱是在端午节前三天（6月5日）发生的，初染之人为河南籍刘姓母，由于饮用了潼水而发病，之后潼水旁的居民，户户染疫，家家死亡，他由此推断，应是有人投毒。
这种说法更为民间“喜闻乐见”，于是各种投毒染病的消息屡见报端。富平县通讯称水泉因投毒而变色，百姓饮水恐慌。武功县报告说，发现汉奸投毒数次，已专门制定“已服毒水急救法”。长安县还抓获了一名投毒汉奸，此人姓姜，乞丐打扮，自称同伙有17人之多，因为城市里面不好下手，就到农村来投毒，毒药是一种白而略带红色的粉末。报刊上登出来的投毒方法五花八门，除了放水里的，还有放到瓜果蔬菜里的。
由于前一年东北刚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年年初又有上海淞沪会战，全国上下反日情绪高涨，那些“投毒”分子往往被认为是日本人派来的。这就为乡间送瘟神的迷信活动增添了新花样，朝邑县“每晚人民各以色纸糊成飞机、船只等，上书内载虎列拉，航驶日本，俾日人中此疠疫，悉数灭亡。各巷巷镇并以锣鼓大作，喧天焚送”。
有研究者分析，水源污染导致霍乱蔓延是合理的，但投毒的说法就不太可靠了。以当时一般人的知识水准，且不说含有霍乱弧菌的“毒”不好携带，就算能够携带也没几个人敢带，毕竟病菌可不是毒药。杨叔吉先生曾在日本学医，是医学方面的专家，之所以会作出“投毒”这样不严谨的推测，大概也是受了当时社会上情绪的影响吧。面对大灾难，人类难免不恐慌，而恐慌，就会产生谣言。
霍乱传到西安是在7月20日，造成的结果也很惨痛，一个多月就有1311人发病，937人死亡。往往是一人患病、全家难免；一家患病，全巷遭殃。西安城里万户萧索，路断人稀。
疫情最终波及的范围，西到宝鸡，北至榆林，南抵安康，已经远远不止关中地界。据《陕西省志·人口志》，此次霍乱传染了60个县，患病人数有50万，死亡人数约20万，死亡率在40%左右。
之所以会如此严重，除了医学知识匮乏、医疗条件较差之外，也与陕西的水旱等自然灾害有关，这正是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据气象专家研究，自1921年后，陕西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干旱期，1928年春到1929年秋更是出现了长达600天的极端干旱天气，导致了陕西近代史上著名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饥馑”。霍乱发生的1932年，西安年降水量少于平均年份一半以上。旱灾，不仅使污染物集聚不散，也使关中百姓吃不饱饭，身体素质下降，抵抗力弱化，这就为霍乱肆虐创造了条件。
为应对这场虎疫，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当时驻陕的杨虎城将军于7月1日主持召开省政府会，宣布成立临时防治霍乱委员会，聘请杨叔吉、石解人、李润泉等9人为常委；改西安市平民医院为西安临时防疫医院，并在疫情较重的地区成立临时防疫处。
防疫医院成立后，迅速组织了一批防疫医师派往各县，并开办了防疫人员训练班。当时主动报名参加训练的有90多人，最后40人考试合格进入训练班，两周之后训练期满立刻也被派往疫区。
防疫医院还开始着手对军队、政府人员和平民注射霍乱疫苗，印发诸如提醒注意用水、严防苍蝇、禁食生冷、隔离病人等传单，命令各地开展卫生清洁运动。
为了有效切断传染链，政府部门进行了交通管制，将西安与潼关间的长途汽车暂停，虽然暂停得稍晚了些，但也还是有用的。相比之下，陇海铁路局的6条措施则更为有力：一是暂停由河南阌乡开往潼关的列车；二是对列车车辆隔日消毒一次；三是设检验检疫所检查来往旅客；四是严禁商贩售卖一切瓜果冷食；五是设立临时隔离所收容患病的旅客；六是对车上的饮用水消毒。可见无论中外古今，面对传染病，隔离、消毒都是有效的、必须的措施。
在政府的带动下，城市居民的防疫意识有所提升。一些人主动去注射疫苗，各市县纷纷开展撒石灰消毒和大扫除运动。但在农村，像白鹿原上那样的迷信活动依然如火如荼，还有一些村民走上了逃亡之路。
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霍乱，得到了各地的关切。全国红十字总会赈济药苗50包，上海华洋义赈灾总会邮寄万金油3000盒，于右任、谢葆贞（杨虎城夫人）捐献大量疫苗，还有一些人冒着危险奔赴疫区开展防治。
疫情持续了4个月，才渐渐散去。虽然后果惨烈，但却推动了陕西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疫病过后，杨虎城提议设立陕西防疫处，地址在西安市五岳庙门，设防疫科、制造科、事务室。防疫科主要负责传染病的治疗诊断及预防等，制造科主要生产霍乱菌苗、牛痘疫苗、狂犬疫苗等。防疫处设立当年，即开展了西安市首次大规模霍乱疫苗注射，动员全市公、私立医院和诊所参与，总计注射霍乱疫苗达16万人。这个机构连同其工作，都开了陕西的先河。
防疫处第二年还设立了附属医院，后来虽几经变动却延续至今，成为西安市第八医院，也即陕西省传染病医院。该院如今的院徽上面，依然写着1933的字样。
在防疫处成立一周年时，邵力子先生送来题词：“无恒不可作医，防疫更有甚焉，勿仅谈虎而色变，愿共弭患于未然！利用科学以破迷信，乃知人定可以胜天。”□角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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