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成立仪式上，该院院长王振耀提出，为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全国的亿万富豪应该每年捐款一百万元，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现在也应当是中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站出来的时候。
    另据报道，日前，比尔·盖茨夫妇以及巴菲特倡议全美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这被称为是“日落条款”，规定捐赠人应设定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他们或者其继承人必须将资产直接支付给慈善机构。
    一面是有人倡议中国富豪捐款，一面是国外富豪自觉“裸捐”。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讲对财富的认识，中国百姓也有很朴素的认识——“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之类。思索再三，似乎更应从制度上去寻找答案，什么样的制度便有什么样的财富观，什么样的财富观下便有什么样的富豪。
    在制度安排上，一些国家对富豪征收高额的遗产税，防止财富因世代相传而过度集中。财富越多，税赋越高，高到几乎是“逼迫”富豪把钱拿出来贡献社会。同时，它懂得照顾富豪们的感受，让他们成立各种基金会，最大限度地拥有对财产的支配权。实际上，当富豪们把管理自己的慈善基金当成事业来做时，他们掏钱掏得会很愉快。这就巧妙实现了富豪财富的社会化。
    我想，不少中国富豪并非不乐意做慈善。据媒体报道，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也曾希望以捐赠股票的形式成立慈善基金，按当时的市价超过40亿元，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这毕竟是特例。如果没有一种抑制财富高度集中的制度，富豪的财富社会化更多的只能靠道德，而道德毕竟是一种较弱的约束。
    不过，财富的合理分配，非单一制度的结果，而是综合制度的作用。中国富豪很难像美国富豪那样 “裸捐”，其实也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一定关系。即使美国富豪一分一毫不留给自己的子女，他的子女也会因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体面地生活。但在我们这里，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富豪的子女同样会面临严峻的现实问题，不要说拼取成功困难重重，上学贵、看病难、就业难等都现实地存在。
    当个人的成功主要依托家庭、背景、余荫、遗产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拼爹”游戏大行其道，必然会驱使人们 （不光是富豪）把财富留给子孙，为他们的人生 “保驾护航”。而当一个社会真正实现 “个人的成功只与个人努力奋斗有关，与继承多少金钱和其他财富没多大关系”时，我们的富豪才会大方起来。 （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