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0岁了。解放前，我在生活书店工作。生活书店，就是著名的“三联书店”的前身。
    在我们的年代，卖一本书，要冒杀头的危险。
    那些描写地下党的影视剧里，特务持着枪、气势汹汹地闯进书店搜捕的场景，并不夸张，我就亲身经历过。
    1937年，邹韬奋在上海的生活书店想到广州开分店，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门面，托人找我们儿童书店的经理吴涵先生商量。吴先生真是一位仗义的君子，因为佩服邹韬奋的人品和学问，竟二话不说，把自己经营的儿童书局歇业，慷慨让出了店面。
    生活书店又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是要了解读者、与读者做朋友，为他们介绍好书，宣传进步思想。代办邮购是生活书店的一项重要业务。读者寄钱来买书，一次用不完的，我们给他建立一个账户。每位读者都有档案，有编号。
    在生活书店我们有学习小组，要集体学习，年长的同事教我们思想方法论，学习政治经济学。我第一次听说“大众哲学”——比如说路上有一块招牌，一面红、一面黑，两人迎面而来，一人看到的是红色的，一人看到的是黑色的——这就叫 “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在上海的邹韬奋先生立刻编辑出版了 《抗战》三日刊，向全国发行，极受读者的欢迎，还加印了大量的进步图书，比如《全面抗战》等。我们的工作忙极了，忙着门市，忙着办理邮购，只愁没有时间。
    这种时候，还要时刻提防当局的书报检查。记得有一期 《抗战》三月刊，头版以特大号黑体铅字刊出 “反对妥协!反对投降!”八个大字，这在国民党眼里是很犯忌的。他们三天两头来查，一看到进步书籍就通通没收。
    那时候我还不懂政治，只晓得心疼图书，恨特务把我们的书都拿走了。
    1938年10月，战事吃紧，广州分店接到总店通知，我们要撤退了。先撤到广西梧州，一个月后又从梧州撤到柳州。我和另外一位同事陈树南负责运书。我们想办法搞来一条大木船，一路上，既要避开国民党军队，以免船只被征用，又要对付急流险滩。这条水路的险滩特别多。出娘胎第一遭，我跟着船工背纤、推绞盘。几年后我听到《伏尔加船夫曲》，很激动，它唱的不就是我们那段难忘的经历吗：“哟哼哟，哟哼哟，大家合力用力拉，光明之路在前头!”
    我们在木船上度过了1939年的元旦和春节。
    1939年3月，书店通知我去贵阳。贵阳生活书店开在市中心的中华南路164号，是一幢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读新、自力两家书店也开在同一条路上，这三家书店都坚持爱国进步的立场，彼此关系很好，当然，也都是当局书刊检查“老爷”们的重点“关照”对象。
    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我们锻炼出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店堂后面有一只长柜台，来检查了，我们就赶紧把 《联共党史》、《大众哲学》这些“禁书”藏进柜子里，有时候来不及，就装着整理书台上的图书，悄悄将“禁书”塞到一般图书的底下。
    书店的图书刊物都是通过邮局进出的，当局对我们的邮包查得很严，经常找个借口就没收或扣压了。我们也有办法。邮包通常都用薄薄的牛皮油纸包装，从外面能透视到里头的书刊封面。我们买来国民党办的《中央周刊》、《三民主义》等书，把它们的封面撕下，套在我们的书刊上。
    真像小说 《红岩》里描写的那样，特务会伪装成读者来店里，他们眼神飘忽，一看就不是真正的读者。有时候他们还会化妆成黄包车夫蹲在书店门口，看我们的读者住在哪里。我们店员出门也常被盯梢，甚至被特务打的也有。记得1940年夏天，我们在读新书店的二楼欢迎台湾来的抗日义勇队。座谈会上，有人唱歌，有人诗朗诵，十分热闹。结果几个便衣冲上来了：“做什么做什么？哪个是头？”读新书店的领导沈静芷大哥不动声色地说：“同事结婚，大家热闹热闹，来来来，请吃糖!”
    时间一久，逢年过节打点打点，有些检查人员被我们感化了。他们会提前来通知我们：明天书收收好……
    我们也有很多真正的朋友。有一个年轻的投递员，常常偷偷将邮包送到书店来，或者先将邮包藏起来，等检查人员走后再通知我们去取。可是1940年夏天过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被特务抓走了——有陌生人到邮局去，谎称外面有人找他，他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在全国的56家分支店，被国民党封得只剩下重庆一家。贵阳生活书店是在1941年 2月20日遭殃的。
    那天凌晨一点多，我还在办公室写日记，只听得由远而近来了杂乱、急速的脚步声，书店的木头大门被枪托“砰砰”撞击。
    该来的终究要来，不去开门是不行了。我刚刚走到门口，大门就被撞开了，军警宪兵冲了进来，我被一把推开，差点跌倒。他们把守住了二楼、三楼和后门的通道。住在店里的同事都被赶到街上，只允许随身带少许日用品和棉被。
    读新、自力两家书店也在同一时刻被军警冲击了，三店睡在店里的13个人，全被抓走了。
    独我一人被留下，在店门口看管大家的东西。一个武装特务看守着我。
    黎明前的黑夜特别漫长。特务不停问我：“你们书店是共产党办的？有多少经费？”
    我一口咬定：“我是逃难来做伙计的，老百姓，做工混口饭吃。”
    我们坐在监狱的大铁门外听候发落。只见三家书店的同事从不同方向押送过来，我们彼此用眼神问好、致意。等了很久，传来的消息是犯人太多，监狱关不下了，每个书店留下一个负责人，三批人又分别回到原来的地方。
    五天后，我们被告知说可以找铺保。我们找一个经常来买书的浙江老乡帮忙，他表示为难。这也能理解。同事的哥哥董莲芳听说此事，二话没说，把我们都保了出来。这位大哥在贵阳街头开一家小小的烧饼油条店，生活并不富裕，这样仗义，到今天我都很感谢他。
    之后我去了桂林。桂林的生活书店也被查封，我在“文学编译社”继续做生活书店的邮购业务时，没想到又被特务盯上了。
    同事说有陌生人来找过你好几次，很可疑。结果我自己遇到了：一天下午，我正在店里，一个陌生人进来问我：这里是什么路？我说，门牌上有的。他又搭讪说：濮光达在不在。我镇静地说：这个人有的，他刚刚出去，你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他说：我没什么事，就是想见见他。我说，我一定帮你转达。
    领导让我立即转移。同时由经理写出一个通告，对外宣称我被开除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夜校学俄文，和朋友的通信被特务截获，他们认为我有“进步言论”。
    1943年夏天，组织上安排我去重庆的生活书店。在重庆我经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印象最深刻的是1946年2月10日的校场口事件。这是我亲历的一次政治集会。
    当时，重庆各民主党派为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在校场口举行万人大会。生活书店的同志都去了，有的在主席台四周做安全保卫，有的打着“反对内战、要和平、民主”的红布横幅站在群众中间。郭沫若、李公朴、史良、罗隆基坐在主席台上。
    当李公朴宣布大会开始时，台前突然骚动起来。一群混在群众中间的特务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都被打伤了，我们手中的红布横幅也被推倒在地。情形很乱。我只觉得热血往头上涌，拼命冲上前去，从地上拾起横幅，高高举起，大声喊道：“我们在这里!”同志们很快汇集到横幅底下，手挽手地紧紧靠在一起。
    1944年7月24日，三联人的导师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去世了。我们万分悲痛，唱起一首挽歌：“这是一个非常时刻，你离我们而去，安息吧，我们的勇士，你的血写成了一首悲壮的诗……”
    在重庆，很多同志通过书店的协助去了延安，我也差一点去成中原解放区。1945年8月，我离开书店，等候通知，联络暗号是 “到某某茶店找某政委”，就在这时，抗战胜利了，路上消息断了。组织上通知我，去不成了。我只好再度回到书店。
    生活书店锤炼了我的人生观，要我做一个一心为读者服务的 “三联”人。
    1947年秋天，我又出发了，这次去的是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10月26日，在皇后大道54号二楼，香港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中共香港文委的领导下，正式合并成立“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香港联合发行所”，这就是后来的“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这次成立大会，也是三联书店同仁开赴解放区的誓师大会。组织上安排我去湖南长沙筹建三联书店。1949年4月23日，我从香港转道广州火车站去长沙，从车站广播里，听到了南京解放的消息。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8月27日，三联书店、新华书店胜利会师，同一天出现在长沙。
    我这一生，处处服从组织安排，从来没有二话。我告诉自己，到哪里都不能给“三联”丢脸。1952年，我调到杭州，两年后转入新华书店，继续工作了32年。
    我这一生都给了书店，也因为书店工作，得到了很多荣誉：杭州市劳动模范、优秀图书发行员、全国新华书店先进工作者……如果说我的第一位恩师吴涵真先生教育我要做一个好人，那么生活书店就是我的第二位老师，它锤炼了我的人生观，要我做一个一心为读者服务的 “三联”人。 (口述濮光达整理韩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