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工会走过了不平凡的60年。60年全省企业民主管理在不平坦的道路上不断推进和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总结以往经验，对进一步搞好今后企业民主管理工作不无裨益。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省企业民主管理和全国一样，大体经历了5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初开始，在私营企业建立工人生产维持委员会和增产节约委员会，在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同时建立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实行这一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积极性，但一段时期出现了无人负责的现象。第二阶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 “一长制”，解决无人负责现象却出现了厂长个人说了算，不要党的领导和民主管理的倾向。第三阶段，1956年后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0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恢复，1981年和1982年中央颁布“三个条例”，形成了我国企业 “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企业民主管理”的领导体制。期间总结推广 “鞍钢宪法”，企业普遍建立 “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第四阶段，1984年后实行厂长负责制，出现了企业生产经营 “中心”与党的领导 “核心”的矛盾，民主管理受到了削弱。第五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了 “新三会”和 “老三会”的矛盾，一些企业强调“新三会”的作用而忽视 “老三会”的作用，有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实际上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在企业民主管理发展进程中，我省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创造了许多宝贵的做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先后推行和总结的企业民主评议干部的经验，第二轮经济承包中的民主管理的经验，推行校务、厂务公开的经验，建立区域性、行业性职代会制度，职工代表巡视检查制度等做法和经验，有的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对推动民主管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讲企业民主管理的依据，一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是政治原则。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个人所有制，因此不能个人说了算；职工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企业的主人，有权参与企业管理。改革开放后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包括私人经济，以往的理论已不能说服人了， “谁出资谁就是主人”似乎成了不用讲的道理。一段时期民主管理不但在非公有制企业不能推行，而且在大量的国有改制企业和部分国有独资公司也不能实行。
    1989年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发表经济民主论、企业主体论、职工主体论三论，为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其实企业民主管理，不仅仅是产权要求，也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契约和合作博弈，利益相关者相互制衡又不可分割。没有投资者的投资，企业无法设立；没有经营者的管理，企业无法运营；没有劳动者的劳动，无法创造价值。三个方面不可或缺，因此企业应建立共同治理的制度。职工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毫无疑问应参与企业管理。
    关于企业民主管理的形式，可以说很多很多。比如咨询会议、协商对话会议、平等协商集体合同、企业联席会议、职工代表巡视检查、厂务公开、职工董事监事制度等。民主管理形式多不是坏事，但必须有基本形式，所有的一般形式都应纳入基本形式中。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这应该是明确的，是没有异议的。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的法律保障。从道理上讲，所有企业都应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但至今没有一部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的法规，现在能看到的还是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可见我们的立法严重滞后。为争取陕西地方关于非公有制企业职代会立法，省总工会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要求所有企业都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老板只一句话“拿文件来”，就把我们拒之门外。所以全国总工会要把制定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法作为当前的一件大事，尽快促进全国人大立法。
（贠文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