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广州市总工会将《广州市劳动关系集体协商条例（草案）》提请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计划，目标直指当前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协商过程中存在的职工 “不敢谈”、“不会谈”和企业 “不愿谈”等问题，以法律形式为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保驾护航。可以预计，一旦此法经审议通过，必将成为我国劳动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笔者日前采访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教授乔健，详细了解此部被寄予厚望的地方法规，并探讨进一步完善发展劳动关系集体协商制度的努力方向和可能途径。
    问：从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协商制度实施十几年来的实践看，进一步完善此项制度还需要弥补哪些不足？
    答：从1995年我国引入集体协商制度以来，经过10多年时间的发展，此项制度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前集体协商制度的社会共识基础仍然比较薄弱。第二，工会的自主性比较差，尤其在企业层面，工会的组织机构仍不健全，工会的谈判能力低下，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不会谈”。第三，缺乏真正协商的过程，达成的集体合同形式化。第四，集体合同缺乏约束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目前有关集体合同的争议很少。第五，行业集体协商的代表性不足。行业集体协商有时找不到资方代表。现有的资方代表一般是企联、工商联等雇主组织，这些组织的代表性差，不能反映雇主的意愿，即使谈下来也很难落实。
    问：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我国集体协商制度在协调劳动关系过程中的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促进良好协商机制的形成？
    答：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推进协商机制的形成。首先，从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角度推动其建立协商机制。如对雇主开展相关培训，说明妥善处理劳动关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推进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和工业园区建设活动，用商业声誉吸引雇主参加；实施各具特色的公司社会责任运动，通过跨国公司对供应商施加订单压力，促使用人单位主动与劳动者开展集体协商；强调企业家的道德精神，鼓励企业发展一种基于员工参与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其次，形成必要的压力机制。在集体协商理论中，有所谓分配性协商和整合性协商两种学说，后者侧重做大蛋糕，劳资双赢，但最终仍然要回到分配蛋糕上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企业工会据理力争、有效组织和分工协作。必要时，上级工会还应给予有力支持。有鉴于此，培养工会干部具备相应的劳工和工会意识，提高工会干部适应协商的专业素质是一项重要工作。再其次，可以通过立法和借助舆论的力量促成协商机制的形成。
    问：一直以来，工资增长就是劳动关系集体协商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此项制度实施过程中最难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您觉得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让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这一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答：首先，要颁行“工资条
    例”，把工资集体协商作
    为用人单位工资分配的
    基本方式。在法律中限
    制雇主使用最低工资作
    为工人工资，规定劳动
    者一方有权与用人单位
    依法开展工资集体协
    商，共同决定用人单位
    的工资分配。其次，在协
    商机制中，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为劳动者集体代表的作用。当然，工会在参与协商时还要充分征求职工的意见，发动员工的力量。同时要讲究谈判技巧和施压方法。再其次，推动雇主实施厂务公开，将涉及协商的管理数据向工会公开。(薛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