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

       认识一个人，有时需要半辈子;而读懂一个人，三次见面就够了。

　　我与董颍夫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家里。2025年3月，刘省平兄引荐我加入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说带我去见见创会会长。去之前，省平只简单说了一句：董老师是个传奇。

　　他家不大，书房却塞得满满当当。四壁的书架上，柳青的各种版本占了一整面墙。他坐在一张旧藤椅里，起身迎我时动作迟缓，腰背已经弯了。董老师是共和国同龄人，那年他七十多岁，眼神却还清亮，听说我是西安市商业企业协会的秘书长，他笑了，说：“那你一定认识不少民营企业的人。”

　　我说是。

　　他便像打开了闸门，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80年代他下海办企业开始，讲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陕西民营企业走过的路——曲折、颠簸，却始终向前。他讲那些企业家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如何在政策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如何把一家小厂子做成行业标杆。他讲起具体的人和事，名字、时间、数字，清清楚楚，像是刻在脑子里。我听着听着就忘了自己是来做客的，只觉得面前坐着的不是一个老人，而是一部活着的陕西民营经济口述史。

　　临别时，董老师从藤椅里站起来，扶着书桌沿，慢慢走到我面前。“马涛”他说，声音不高，“你现在的身份和位置，应该写一本关于陕西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书。”

　　我愣了一下。

　　“这事太有意义了，"他继续说，"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他说“利在千秋”四个字时，语气平静，没有慷慨激昂，像是在陈述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正是那种平静，让我觉得这话分量极重。我点头应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那之后不久，柳研会在常宁宫举办了一场小说创作研讨会。那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那天到场的都是陕西文坛的熟面孔——野水、杨军、高涛、李正善、杨广虎、李伟、金步摇、范墩子，还有禾页等一批新锐青年作家。会场上谈笑风生，董老师坐在第一排，他讲话时，依旧声音洪亮，见解精到。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看稿子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放大镜，圆圆的，巴掌大小，举到眼前才凑近了看。

　　休息时我坐到他旁边，他收起放大镜，笑了一声：“眼睛不行了，现在全靠这个。”

　　那枚放大镜的镜片上有细碎的划痕，手柄被磨得发亮，显然用了很久。我看着他，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只是摆摆手，像是早已习惯了这件事。

　　第三次见面，是在纪念柳青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那天来了八十多人，学术氛围很浓。董老师以名誉会长的身份发言，依旧谈柳青精神，谈陕西文学的传承。但发言结束后，他把我叫到一边，坐下来说的第一句话是：“马涛，我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

　　他说这话时，目光是散的，似乎找不到一个聚焦的点。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珠不像三个月前那样灵活了，蒙着一层浑浊的灰色。他说话时并不看我，而是微微侧着头，像在听空气里的什么东西。

　　我心里一紧。

　　人都会老，这我知道。衰老会模糊视线，会让腰背弯曲，会一件件拿走你曾经拥有的东西。但董老师不一样——他眼睛快看不见了，心里却比谁都亮堂。三十多年来，他出资为柳青修建墓园，策划柳青广场和柳青纪念馆，捐款设立柳青文学奖。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把柳青精神从历史深处拉回到当代人的视野里。如今他看不清稿纸上的字了，可那一句“利在千秋”，他说得比谁都清楚。

　　从董老师家出来那天，西安是晴天，阳光照在书桌那面柳青专架上，灰尘在光柱里浮动。我走在回去的路上想，一个人七十多岁了，坐拥半个世纪的商海经历，却心心念念要别人去写民营企业家的故事——他不为自己，他是怕那些人和事被时间湮没了。

　　今年7月，我终于提起了笔。

　　我打算写50家陕西民营企业。如果超过50位企业家，就分上下两卷，正规出版社出版，每部不低于30万字。书名还没最后定，但方向已经清晰了：我要把这些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搏击风雨的人，一个一个写进书里，写得结结实实的，让他们不会被时间冲走。

　　夜已经深了，书桌上摊着厚厚的采访笔记。董老师的放大镜我没见过第二次，但他那双模糊的眼睛，始终在我眼前。

　　我告诉自己：这部书，得写好。

　　为了那些在时代洪流里没有名字的民营企业家，也为了董老师，他用了三十多年守护柳青，我至少该用几年时间，替他守住这个嘱托。

　　有些约定，眼睛看不见了，心也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