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晓宇

　　父亲虽是军人出身，虽曾授予军衔，但在今天归类，应属文职人员。因为他是解放前上海大夏大学的大学生。参军后，在1949年8月随叶飞率领三野十兵团解放福州，分配在了福州军区宣传部工作。可是，始终一介书生——无论模样还是为人永远不改书生本色的父亲却常年腰板笔直、英气逼人。而且，父亲的身体一直硬朗、健康，和一年到头离不开药罐子的孱弱母亲相比，父亲几乎可以算是结实得像条牛。

　　但是，2004年6月，就在父亲刚刚过完80岁大寿的生日不久，突如其来的脑溢血击倒了父亲。尽管经钻颅引流解压救活了父亲，而且术后恢复良好。但是——世界上怕就怕“但是”二字，自从这场大病以后，实事求是地说，硬朗笔直了80年的父亲的腰板开始弯曲了。加上随之而来的腰椎骨质增生，父亲几乎成天佝偻着腰身，为接踵不断的大小病痛所折磨。于是乎，父亲仿佛一夜之间缩小、佝偻成了一个小老头儿。想想也是，毕竟都是耄耋之年的人啦。这让我顿悟为什么人们称呼年轻人为“大小伙子”，称呼老年人为“小老头儿”的道理了。人老了，身体确实在不断地萎缩中啊。这让相濡以沫了50年的母亲心疼不已，看见我就唠叨：“你看你父亲，你看你父亲，怎么一下子人就变小了呢?”

　　在施家三兄弟眼里，父亲曾经是令人生畏的一家之主。尤其在童年时代，父亲简直就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暴君。他管教儿子极其严厉——从不许我们和邻居小伙伴争吵，包括我们兄弟之间。一旦发生，不论谁对谁错，抓回家就是下跪反省，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抽打屁股——长大后母亲说，父亲固然管教严厉，毕竟读书人，讲究科学方法，懂得打屁股不会打伤孩子。可是，让儿子下跪，这实在是有伤尊严的事，父亲却不理会。大概，这种惩罚手段，是幼时念私塾的父亲从旧式教育模式里学来的吧。而且真的恼火起来，父亲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脑大耳光抡过来的。母亲为此常说，“老大”——就是我这个大儿子小时候最吃亏。因为我从小最倔，挨打从不讨饶。有一次挨打，是在冬天，打得浑身大汗的父亲，先是脱棉衣，后是脱毛衣，再是脱毛裤，最后连内衣内裤都脱掉了，我还不讨饶。母亲在一旁急得劝道——“儿子啊，你就认个错吧，你看看你父亲还能脱什么了?!”这才知道，虽然挨打痛在我身上，可大人居然也有下不来台的时候。就为了父亲蛮横无理的管教方式，我的上小学的小弟弟在一次挨耳光后对我咬牙切齿地说：“长大了，我决不养父亲!”

　　无独有偶，在我三十多岁有了儿子后，大概是在儿子5岁，因为太捣蛋，一次我重重打了他，而且不许舍不得的爷爷奶奶过来“护驾”。事后，儿子抽抽搭搭地恶狠狠对奶奶说：“长大了，我决不养爸爸!”

　　因为父亲的严厉，因为父亲的管束，从小我们都是对父亲敬而远之。直到我高中毕业，18岁到闽北山区插队劳动后，对父亲的敬畏才开始消解——因为父亲的威严鞭长莫及了。相反，每回收到母亲的来信，上面必定有父亲密密麻麻的补充——那是父亲用小楷毛笔(父亲一辈子使用毛笔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在母亲的信上做的“批注”。开头照例是：“你母亲说的我就不重复了，只补充两点......”

　　这两点往往不止两点而有三点四点之多，第一点总是要我“劳动之余，认真学习”。第二点总是要我“劳逸结合，注意身体”。每回来信，干巴巴的不外如此，才知父亲其实是最会“重复”的人。也正是在这种乏味的“重复”和“批注”中，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严厉的父亲也有关爱、亲情的一面。

　　父亲的严厉荡然无存是在我的儿子施诺亚出生以后。当了爷爷的父亲转眼间变成了慈祥和蔼的“弥勒”，因为在这时，父亲已经是一个65岁的老人了。65岁的父亲转眼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从此再没打过孩子。其实早在10年前，我们兄弟三个前后脚考进大学后，父亲就再没有“动粗”过。甚至到了孙子面前，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和其他当爷爷的老人一样，自己主动降格成了“孙子”——从小“当牛做马”“任劳任怨”，根本就没敢动过孙子一根手指头。父亲，这个所谓有知识有学问的书生，终于深受“孔孟之道”的荼毒太深，与中国绝大多数的老人一样，心甘情愿地成为不讲原则的“慈爷”。

　　父亲对我的关爱，或者真正让我感受到父亲具体的爱意，是在父亲脑溢血的大病一场之后。从鬼门关上走过一遭的人，生活习性、脾气性格以及人生观的变化是明显的。出院前一天，我要给发病后没有也无法洗澡的父亲洗澡。父亲死活不肯，他要母亲帮他洗澡。我知道，这是80岁的父亲不好意思让48岁的大儿子给他洗澡——父亲有点害羞——长这么大，我这个当儿子的也从没看见过父亲的裸体啊。可是，79岁的母亲又哪里伺候得了大病初愈的父亲洗澡?万一滑倒怎么得了!尽管我也感觉有点别扭，但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保证父亲的生命安全更为重要的呢?在我的坚持之下，80岁的老父亲乖乖地在病房的洗澡房里让我为他认认真真地洗了一回澡。一晃三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父亲听话得像个孩子似的让我洗澡的模样。老子在《道德经》里说过：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老子说的是：“虽然深知什么是雄强，却安守于雌柔的地位，甘作天下的沟溪。甘作天下的沟溪，永恒的德性就不会离失，复归于婴儿般的柔静谦和。”在给慈祥谦和的父亲洗澡的那一刻，我想到了老子的这段话。我忘记了小时候作为严厉的父亲的模样，我只记得父亲当下这一刻慈祥谦和的“婴儿”模样。洗澡结束，回到病床，母亲给父亲的手脚剪指甲。我问父亲：“洗澡舒服吗?”满面红光的父亲像个“老小孩”，十分听话地回答：“舒服。”恍惚间，我有一种父子关系颠倒的错觉。

　　似乎就是打从洗澡以后，当然主要是父亲逃过了命若游丝的一劫以后，我与父亲的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睦邻友好”“和平共处”阶段。过去父子间所有的硬碰硬的冲撞、对抗都消弭了。过去两个男人间所有的坚硬、矜持、不和谐的块垒都消弭了。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存在的重要性。我也才知道，任何“坚硬”的男人，都有“柔软”的一面。只不过轻易不暴露而已。

　　像往常一样，我每到周末就去看望父母亲。不同的是，以往我一有事就打电话说这个周末不过去了。现在我则尽量保证周末必定过去看望父母，不到万不得已不取消。平时父母有事，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一个电话，我必定第一时间赶到。因为，施家三兄弟，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在父母身边。其中还有一个教训让我牢牢记取。这个教训发生在我一个童年最要好的邻居和小伙伴身上。小伙伴叫陈镜明，和我同岁，如今已是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人了——他同时也是加拿大皇家科学院的院士。陈镜明父母健在时，陈镜明正与大学同班同学的夫人柳竞先一道在加拿大处于工作、生活的攻坚阶段，身边又有两个年岁尚小的男孩，陈镜明就总想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把父母接出国“享享清福”。可是，人生何处是“一定条件”具备了呢?等到自认的条件具备了，陈镜明的父母亲皆已因病提前离开了人世。2005年的夏天，陈镜明回国讲学，特意拐回福州探亲——只可惜这个“亲”里，最重要的“父母双亲”已经阴阳永隔、无法探望!陈镜明遂带上礼仪鲜花来探望我的父母。告辞出境时，陈镜明郑重对我说：“孝顺要趁早，不要像我一样，只能留下终生的遗憾。”

　　“孝顺要趁早。”我从此记住了。每一个人到中年的人，每一个父母尚且健在的人，每一个无论岁数大小的人，是不是都应该记取呢?

　　如今，每到星期五，不等我预告，母亲常常抢先打电话过来，问我明天过不过去?并总要申明这是父亲要她打电话问的。这在过去——我指的是2004年父亲尚未发病前，是从来没有的。出于矜持，80岁的父亲依然保持他一以贯之的“父道尊严”，从来都是“没有出息”的母亲“自己”打来电话询问。现在，父亲每每比母亲更心急要确定“老大”——父母在家时常叫我“老大”——因为我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大——周末是否过来。同时，必定催促母亲去超市买我爱吃的菜做给我吃——尽管这其实是多此一举——“老大”爱吃的菜哪有母亲不懂得的?

　　过去，度完周末，也就是吃完午饭我告辞回自己的家。矜持的父亲坐在他的书房并不起身相送，送儿子成了母亲一人的“专利”。洗澡以后——似乎父子之间订立了“生死之交”——父亲不但起身相送了，而且走出书房送到客厅。至于送出家门来，那仍是母亲的事，父亲仍然认为母亲就是“妇人”，就是有点“婆婆妈妈”。就是在饭桌上，父亲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我虽是父亲的长子，据母亲说1955年她怀上我时，正是父亲在部队被错误打成“胡风分子”关起来审查的艰难时日，心高气傲的父亲出于自尊和愤怒，准备偷偷结束生命——就在这时他知道了母亲肚子里有了孩子的消息——有孩子就有了希望，也有了责任，父亲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活了下来。所以，尚未出世，我与父亲就有了“生死之交”。可是除了生活讲究卫生、有规律，学习的书籍用品摆放整齐和任何东西从不乱放外，许多生活习惯我与父亲是不一样的。尤其在饮食上，父亲爱吃芋泥、莲子等甜食，我不喜欢;父亲爱吃年糕、粽子等粘食，我不喜欢;父亲爱吃猪肝、羊肉，我不喜欢;父亲吃东西讲究清清楚楚、不爱大杂烩;我却随随便便喜欢大杂烩更喜欢鱼汤泡饭吃。

　　过去，每当我把鱼汤拌入米饭，父亲就会嫌弃地皱着眉头说：“这个老大，怎么这么不清楚!”就像我喜欢海蜇蘸虾油吃，父亲更是嫌弃地几乎要捏住鼻子怕虾油的腥味。现在，我依然还是这样吃法，父亲仍然嘟囔着同样埋怨的话，却是带着理解、疼爱和宽容的笑意说的。于是，他表面是批评，口气却分明透着认可。母亲还私下告诉我，说父亲在背后与母亲交谈时，夸“老大”为人孝顺善良，就是脾气倔。

　　对了，父亲是个性急的人，容易发脾气。男人有几个不性急、不发脾气呢?可患过脑溢血的人最要紧的是不能性子急、发脾气。所以，每回我去看望父母，一进门母亲就要告状，说父亲又莫名其妙发脾气了。我就去“指责”父亲。父亲就像“老小孩”一样，有点理亏地底气不足地小声辩解，意思是母亲不好惹他生气发火。我就再次——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话——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有天大的事，父亲也不能生气、发火，否则容易导致旧疾复发!何况，两个耄耋之年的离休老夫妻，待在家里又有什么天大的事发生?

　　“你已经没有‘资格’发火了，你知道吗?”我批评说。

　　“唔唔。”父亲显出理屈词穷、又怪母亲多嘴的神情嗫嚅着。得胜的母亲于是带着心疼又唠叨开了：“你看你父亲，你看你父亲，怎么一下子人就变小了呢?”

　　“你不要当着面这样说父亲，很伤人心的，知道不?”明明理解母亲的好意——母亲爱父亲胜过爱她自己。我还是不愿意母亲这样把父亲身体佝偻萎缩的真相挑明。我懂得，我是有一点阿Q了。我情不自禁走过去，拍拍父亲曾经结实如今肌肉开始松弛的肩膀，安慰道：

　　“爸，你一点不老。你已经很能干了，83岁的人了，有这样的身体和腰板很不容易了!你儿子我都不敢保证能活到你这个岁数呢!你要活过90岁去!”

　　我说的是安慰话，也是真话。而且，我居然敢拍威严的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的肩膀，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这确实是事实。在我们父子关系进行到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父子的关系才真正恢复到水乳交融的“邦交正常化”。难怪已经过世的我们江苏的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发表在我曾经长期任职的《福建文学》杂志上，题目就叫《多年父子成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