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视察黄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共和国第一代黄河水文工作者告别亲人，远离城市和家乡，来到黄河中游，深入到气候恶劣、交通闭塞、条件异常艰苦的山沟沟设立水文站。

1953年6月，年仅29岁的杨广成服从组织安排，毅然离开山东艾山水文站，赴陕西省神木县温家川设立水文站。临行前，他在河南开封参加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召开的治黄动员大会，一位领导的发言让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水文站地处偏僻，条件恶劣、生活艰苦，但我们为黄河治理开发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收集水文资料，这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特别光荣的使命。水文测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要说刮大风下大雨，就是刮石头下刀子也必须把第一手水文资料测到手。洪水涨到哪里，我们就测到哪里，决不能放跑任何一场洪水！”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在杨广成年轻的心里深深扎了根。

怀着治理黄河的雄心壮志，杨广成与测工杨廷学背上行李和简易测验用具，离开黄委会驻地，乘火车、坐汽车一路颠簸，于6月28日到达山西临县。临县距温家川还有150里山路，没有通车公路，他们只好请一位向导带路，雇了一头骆驼驮负沉重的行李，两人翻山越岭，风雨兼程，两天后终于抵达目的地——温家川。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要租一孔窑洞住都很困难。杨广成与杨廷学在热心村民指引下，来到一座废弃多年的破庙，把铺盖卷往地上一撂，就此安营扎寨。接下来，他俩不顾连日的长途跋涉、旅途劳累，立即开展工作。他们很快修了几支水尺，自己动手画上刻度，打在河里开始观测。

1953年7月1日8时，随着窟野河温家川水文站观测的第一组水位数据载入记录，黄委会温家川水文站宣告诞生，温家川从此与黄河水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吃糠咽菜住旧庙，破衣烂衫如乞丐，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工作热情。设站初期，他们摸不透山区洪水的脾气，听老乡说，温家川的洪水来去匆匆，很难捕捉，有时候太阳红彤彤的冷不防大水就来了。为了抓住这难得的观测机会，在没有观测房的情况下，他们经常在河滩里死守，困了就地睡在河滩上，以便于水来了能及时醒来观测。有一次，看上去天气挺好的，但老乡们说：“到处都是泥腥味，夜里肯定要发山水！”二人不敢怠慢，晚上双双睡在河滩上。邻居大爷见他们迟迟不归，打着灯笼出来找，见他们在沙滩上睡得熟，忙把他们拽起来，生气地说：“你俩不要命了？大水就下来了，再不走，小心把你们冲到黄河里喂鱼去！”两人将信将疑上岸不久，骤然间轰隆声起，黑压压的洪水咆哮而来，两人庆幸老大爷及时相救，才侥幸捡回一条命。

设站初期，测验设施少得可怜，远远不能满足测验之需，平常测流通常采用涉水流速仪法，来了大水只能看几个漂浮物或观测比降来推算流量。涉水测流在天暖水小的时候还可以，到了秋冬再用这种办法，人可就受罪了。但为取得连续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杨广成与杨廷学义无反顾，一次次跳进冰寒刺骨的河水里测流。水小时人受些罪还能测得，一旦水稍微大些，即使人再不怕冻也很难测得到。一次，河水较大无法施测，两人站在岸上望河兴叹。无奈之际，对岸一头驮着花生蔓的大黑牛从河上横渡而来，当牛游到河中间时，从牛背上掉下一棵花生蔓缓缓流过断面。牛走不多远，身子一晃又掉下一棵，顺流而下。眼前的情景触发了灵感，他们当即找到村干部，借来大黑牛，通过骑牛放浮标的方式，顺利测完流量，并将此法沿用下来。随着温度下降，河里的冰花越来越密，再放浮标也不灵了，只有继续涉水测流。

天寒地冻，光着两条腿下河测流，不仅考验人的耐受能力，更严重损害着他们的身体健康。智慧的杨广成又有了新主意，他们搞来两块破油布，穿上棉裤棉鞋，把油布紧紧缠裹在腿脚上，然后下水测流。在零下十几、二十摄氏度的低温下涉水测流，待测完出水后，油布冻得像铁板一样，两腿僵直不能弯曲，行走困难，不用火烤一时半会休想把油布拆下来。村民们见了都心疼，说：“这样拼命可不行呀！我们这里天气冷，和你们南方不一样，等你们老了会落病的！”但英勇的水文工作者没有退缩，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忍痛坚持把封河前流量的第一手资料全部测到手，保证了水文资料的连续完整。

温家川水文站最初测量地点在石盘壕，20世纪50年代末在店坊滩修办公场所一处，测量地点在贾家壕。70年代以前，水文测量人员多来自山东、河南、山西等省。80年代后，随着当地考入黄河水利学校学生增多，大部分工作人员为榆林本地青年。1966年9月，随着人员增加、业务量加大，又将办公场所和测量地点上迁二百余米，迁往贾家壕对岸。那个年代，每逢节日，水文站职工经常和温家川村民、学校师生一起联欢。温家川村民和水文站职工相处和谐，关系融洽。

温家川水文站虽经多次搬迁，不管是温家川、路家沟（店坊滩）还是刘家坡，不管是用原始的放草靶测流，还是现在的卫星传输、短波数字化应用，“温家川水文站”的站名始终未变。□温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