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籍作家李印功将他的长篇小说《野女镇》放在微信朋友圈，也私信发我，每日两章三章，仿若民间说书人，并不一口气说完，也没法一口气说完，说一段停一下，在听众听得正带劲时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就这样今天一段明天一段，阅读了他的这部长篇。

李印功的这部作品，故事热闹人物也有趣，写的是1980年代的生活，农村中的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等。我无法以现成的评价尺度来衡量这部作品，因为现有的文学律法大都是将宏大的主题、深刻的思想、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塑造等作为尺度，但我似乎在李印功的小说里提炼不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思想，只是强烈感到，他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是原生态的农村日常性描写。

精英们以思想性、艺术性为标尺，划分出小说的品级等差，许多流行于百姓之中深得大家喜爱的作品，也往往被认为缺乏思想内涵，浅薄无聊等而被边缘化，有的甚或被弃置淹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李印功的小说，在小说之林中，属于那种人情世态小说之路，可惜这个路径在今日难找印痕了。

《野女镇》属于这一文学谱系。我们在李印功的作品里，见到了当代浓郁的生活气息，人物形象鲜活有趣。乡村生活的林林总总，那种日常的人际争斗、打架骂仗，真是鲜活得不行。农耕文明的乡邻相处之道、鸡鸭狗吠之态，还原了一个乡村生活的原始空间场域。印功说自己的作品总是脱不开“热闹”这一点。可见他在抒写时，内心充溢的那种俏皮幽默式看取生活的态度。他笔下的故事沉浸于日常生活之中，虽鸡零狗碎，却趣味毕现。长期以来，作家们习惯于将原始生活形态提升结构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这个意义就成为对原始生活形态的重新建构，或是打碎重组。小说从新文化运动之后，其本体性就成了另一个样子，另一种形态，从而与底层大众趣味脱离。这一点，在延安时期就曾有过争论。

《野女镇》的叙事语言是典型的关中地区的民间生活用语，丰富强烈且鲜明，作者在抒写中，其采撷还原乡村语言的能力极强，甚而有点大胆。他的语言不仅充满乡土气息，且不避乡间粗鄙俚语，那种来自生活之流的源头活水，仿若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使乡间村民形象，栩栩若生。加之作者本身的幽默天赋，读其小说，甚觉有趣愉悦又过瘾。我随手摘引一段对惠天鹏这个人的描写：“惠天鹏是野女镇惠家巷人，是个街勒子（住在街道上的说话做事不讲理的人），王全天跟惠天鹏同桌三年，知道惠天鹏是个过河尻渠子都要夹水的人，对他能耽搁生意做好事，有点不大相信，疑惑地问：‘啥好事，值估你单单回来？’”这一段叙事中，小说使用了“街勒子”“过河尻渠子都要夹水”“值估”这三组乡间俚语，一下子将惠天鹏这个人物活生生描画出来。用王全天对他一向的坏印象，来对比这次的“好心肠”，不由得心生疑惑。这些叙事，恰恰成为李印功《野女镇》成功的地方。

我看李印功的故事，具有了张恨水的遗脉；而其人物，却也得了赵树理的真传；而其语言，具有地道关中方言的民间底蕴。张恨水的故事，写的是市井之像，男女之趣。李印功写的是乡土之人，民间之味。相同的是皆取通俗化的路子来演绎生活。从李印功的乡土趣味而言，倒是合了赵树理，只是赵树理乃山西人，其语言味道也是晋地之风，李印功无非是换了一方秦地水土而已。陕西作家中，柳青《创业史》的语言常常被人称道，认为是普通话与地方方言融合的典范，但其确实是走向了纯净典雅诗美之道。陈忠实《白鹿原》的语言风格，有点儿欧化倾向。纯粹地道的乡土化的关中方言尚未见成功的尝试者。

李印功说自己的《野女镇》“属于草根作品”，说它“登不了大雅之堂”，说自己努力的方向，只想“触摸的是农民的喜怒哀乐，诉说的是农民的酸辣苦甜，探究的是农民的百味人生”。我想，他多少是达到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他的“没有章法，随兴而作”，使他放下了某种模式化的裹挟，让内心感受天然涌流。他说自己“像一个性急的菜农，把地里的菜没来得及清洗带着泥土就拿到市场去卖了，唯一的一个就是有些新鲜而已。”也正是这种“新鲜”，惹人喜爱，令人悦目。作为一个评论者，我想我不会再批评李印功的故事和人物缺了点哲学化或主题性的思考，我唯愿他坚持眼下的这种路子，并希望他此后的创作比这部作品更加彻底，更加通俗化大众化，哪怕土得掉渣！这样的一条路，对于李印功而言，可能就是通途。□仵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