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派”鼻祖方苞在《乔紫渊诗序》里回忆说：“年二十，客游京师，偶为律诗二首。”数日，泾阳刘陂千忽相视而嘻曰：“吾有所见子诗。信子之云乎：‘艺未成而襮之，后自悔焉而莫可追也。’子行清文茂，内外完好，何故以诗自瑕？吾为子毁之矣。”余自是绝意不为诗。

看了这段文字，刘灏（字陂千）的一位后人感到大不解，半开玩笑地说：哎呀，我先人太厉害了！刘灏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不及方苞，两人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他怎么竟这样“指点”人家！难道是他们的交情特别深？

如果方苞“年二十”（虚龄）的记忆无误，那是康熙二十六年，刘灏应该正在京备考。他爱好写诗，比方苞大六岁，也不过是个“青年诗人”，既非前辈，亦非巨匠；仕途上尚未踏出一步（第二年才考中进士），谈不到什么社会地位，想高高在上、心高气傲也没有条件。对方苞的诗，他不是当面称好转过身又撇嘴，或者抽象肯定之后再刻意挑剔，显然也不是文人相轻。至于交情，一个南人，一个北客，都寓居京师不久，关系肯定不错，但不可能亲密到如发小一般无话不可敞开谈。我想，刘灏的毫不隐讳只有一种可能：他感到方苞写诗的天资灵性不足，倾力于此，将来会后悔的。方苞为人诚恳正直，何不直言忠告？就这样，因为不愿眼见一位“行清文茂，内外完好”的朋友自造瑕玷，便一片好意和盘托出了。

请注意方氏笔下那个“相视而嘻曰”的“嘻”，它表明刘灏当时心情是轻松的，压根没想对方会否面子上过不去。一句话，刘灏直言是出于诗人的率真，也或许，与秦人的性情直爽不无关系。

不信，请看另一个故事。

二十年后的康熙四十六年小除日，吏部尚书宋荦在其官邸设宴，邀约门生王式丹、宫鸿历、李嶟瑒、刘灏、林佶等十多人聚餐守岁，赋诗唱和。已经戒酒几年的刘灏喝了个半醉，一边拍打着酒樽，一边用老陕的腔调歌吟起来，一口气便十八句。歌毕，又问大家：“宋公以七十多岁高年，为我们提供登堂举觞排遣乡思的机会，如此盛情懿义，如此难得的赓续‘文字饮’传统的欢聚，怎么可以没有记述呢？”

于是议定编印《宴集诗》，由刘灏作序。

刘灏的序言写得别开生面。通常，序文都是夹叙夹议，以议为主，但刘灏不，他整个写成了一篇《记》。先写某年月日宋老前辈设宴，大家幸会，欢洽从容，说明宴集的由来，也是宴集诗产生的背景。接着写太宰大人带头赋诗，声韵铿锵；有刘灏者，“以病止饮已数年，是日醉焉，乃拊缶为秦声。其词曰（诗句全文照录）……”这是通过典型写一般，刘灏如此，整个宴会气氛之活跃热烈可想而知。最后，写刘灏歌罢又发表“今兹之会不可无记”的意见，也是原话照录，交代了编印这本宴集诗的缘起。刘灏的话终结，序文也戛然而止。

激动了便开戒，喝高了便击缶而歌；作序，少一半文字写自己，既不避“突出个人”之嫌，也不忌“酒后失态”之讥，让我们充分领略了诗人的浪漫与率真。

诗人大多心底真纯，往往不设城府，率性而为。为乔紫渊写序时，方苞已是文章学问名满国中，但他对刘灏当年“何故以诗自瑕”的劝诫，没有怨怼和嘲讽，而是视作忠言逆耳珍藏于心，行诸笔墨。诗人的率真走进了若山谷般深广的襟怀，泾阳刘陂千是幸运的。□冯日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