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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尤凌波散文集《风从场上过》，共收录了尤先生描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中农村的散文65篇。他的散文，文字简洁、准确、生动，恰如其分地植入了诸多终南山下百姓的质朴方言土语，使他的散文在生动自然中更增加了浓郁的关中乡土韵味。他的散文题材极其广泛，不论是他亲身经历，还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故乡的人文特征、风俗习惯，大到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小到吃喝拉撒、针头线脑，就连鸡鸣犬吠、叶落花开都在他饱含深情、有血有肉，简洁准确、自然生动，惟妙惟肖、真实可感的妙笔之下展示出来。从他的散文中，我们既可以感悟到他笔下家乡父老真真切切的情感情绪，也能品味出当地民众刻骨铭心的沉痛沉重。尤先生这种言简意赅、朴实无华的文风，或许和他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有关。正因为这样，尤先生书中那些举重若轻、信手拈来，貌似不经意间的文字，更能让人在阅读时把自己融入其中，不是心有戚戚就是泪流满面。他的这本散文集，就是一部由关中风情连环画构成，精美恢宏的终南山乡村交响组曲。用尤凌波自己的话说：“是对昨日乡村的骊歌、挽歌和赞歌。”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王观堂的《人间词话》里，“境界”是其对词体的审美标准，“真”是有无境界的评判标准。对于“真”，当代著名学者、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叶嘉莹老先生解释是：“真”是作者对所写的景物和感情所须有的真切感受。而在尤凌波这儿，在《风从场上过》这本散文集里的“真”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真情，二是真诚，第三是真实。用真诚的态度在对真实的人事描写中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
首先，促使尤凌波先生创作这些散文的，是他对故乡的那份剪不断、撂不下、忘不了的浓浓真情。如《村上死了牛》中“久不闻荤腥的村人们，一边责怪饲养员不负责任，把牛跌死了，一边却像过节似的，喜滋滋地齐刷刷全部汇聚到打麦场上”。又如《井》中“每逢年前，三个儿子会不约而同地领着媳妇、儿女回来看她，进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绞上一桶水，美美地喝上一大口：‘娘，家乡的水真甜啊！’话刚出口，早已泪流满面，而此时的她，却已长眠在了村外的祖茔里。坟上的草青了黄，黄了又青”。同样的睹物生情，物虽不同，情都是真的，因而，读者的感动也是真的。
在创作这些散文时，尤凌波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用他的话说，是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深深的“叩拜”。这种“叩拜”，绝不仅仅是放低了姿态，而是出于作者对故乡的敬畏、感恩和爱。这种“叩拜”，这份真诚，还表现在他对故乡某些特定生活场景的描述上。如《粪事》《乡村厕记》《打胡基》《一刀斩断是非根》等。潜意识里这应该源于他平日的修养，也是他在用他心中神圣的文字来表达他对故乡那深深地眷恋，来完成他那神圣的“叩拜”。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尤凌波先生在其散文里对其家乡生态、生产和生活场景的客观真实的描述，使得他的散文具有极强的带入感。不仅让和他同时代、有过相同相似经历的人读来亲切，仿佛把人带回了散文中的年代。由于他文字的共情力、知识性和趣味性，也使得读者产生了极强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如《打胡基》《柿子有核了》。他在写作中，对过去时代故乡的人和事即不溢美也不隐恶，他说，就是绝不因对故乡的思念、眷恋和挚爱，就在文字中把故乡“贫穷品德化，落后浪漫化”，如《借》《一头沉》《分家》《偷鸡》等，使他文中的情绪始终是风趣幽默、哀而不伤并使人向上。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当我合上尤凌波先生这本散文集时，我的脑海里就闪现出诗人艾青，这句感动过我无数次的诗句。尤凌波不是诗人，《风从场上过》也不是诗集。由于尤先生新闻工作的职业报人身份和素养，他的散文比别人的散文更加客观含蓄，但并不影响读者在他散文的字里行间，去感受他对故乡浓郁的挚爱和深情。他对故乡的那份挚爱就如同地底下的岩浆，和诗人艾青一样的热烈和深沉。
更有意义的是，由于他在这些散文写作中的真情、真诚和真实，也因为他散文中所描绘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终南山下乡村的整体镜像，如今不是已经消失，就是正在消失，因而，他的散文写作就超出了文学范畴，而有了历史学或社会学的意义。就如同今天人们研究清史借助《红楼梦》，尤先生的这本散文集已经成为今后人们研究这段关中乡村史实的重要文献。
在尤凌波先生的另一本散文集里，他写道：“透过这点滴片段、剪影，试图唤醒已然消失的古朴民风民俗，更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对优秀传统的一种呼唤，特别是对乡村灵魂的召唤！”这应该就是他进行乡村散文创作的初心吧。“洛城虽半掩，爱客待骊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尤凌波先生在他的初心里虔诚“叩拜”着，呼唤和向往“乡村灵魂”一定会回来。
□徐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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