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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3 14:19:08来源:陕工网——陕西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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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玲在工作中

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

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地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

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是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

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其中。

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

《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

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

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

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

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

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

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眯眯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

《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三十三年了。

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电影《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

《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

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保不齐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次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

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

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

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

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

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分,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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