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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周信芳与叶涵青排演的《徽钦二帝》
梅兰芳在《抗金兵》中的扮相
民国初年的思想多元而新潮，加上戏曲艺术进入了成熟时期，好演员很多，许多演员也在舞台上尝试了一些大胆的曲目，也惹怒了不少人。县市一级的禁戏令一般影响不大。这期间的禁戏主要针对的是评戏。
评剧生长于民间，当年被称作“蹦蹦戏”，和二人转都脱胎于“莲花落”，正处在从草台戏班转向剧场的时期，所以竞争激烈，有些演员开发新戏的时候，也尽量多弄一点噱头来刺激观众的眼球。
当时的北平市长是袁良，此公组织了一个“戏剧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戏剧道德问题。
1933年，白玉霜在北平演出了《拿苍蝇》，这出戏有点儿恶搞白蛇传的意思，一只苍蝇成精，下凡来跟人恋爱，后来生孩子，最后被天兵天将抓走。
当时这戏的票价从三角涨到了一块，白玉霜几乎要超过梅兰芳。社会局戏剧审查委员会派出一位办事员专门去广德楼戏院看此戏，结果发现，白玉霜和俩扮演丫鬟的女演员，都穿“卫生衣裤”，红兜肚，灯光一打，和露胳膊露腿差不多，原来大家都是为看这个来的。
这种装扮今天无非也就近似于体操或者花样滑冰运动员——没有真露肉，但那年代还是觉得有伤风化。
白玉霜还演过女土匪为主角的《枪毙驼龙》，1934年市长下令，驱逐白玉霜。来了几个背枪的警察，硬是把白玉霜押上火车，到丰台几个警察才下车。白玉霜只好转进上海，反倒成了一代评剧艺术家。
还有一些戏被禁，与色情无关，纯粹是倒霉。比如曹锟担任总统期间，不许演《击鼓骂曹》，其实祢衡骂的是曹操，和曹锟无关。
抗战：不许抗金也不许探母
抗战爆发之后，沦陷区许多戏被禁，主要是一些表现民族气节的戏。
早在“九·一八”之后，在东北走红的京剧名角唐韵笙编了一部戏《扫除日害》，讲的是后羿射日的故事，用这个名字一语双关。唐老板的剧本后来被特务抄走，自己也亡命天涯。
梅兰芳的《抗金兵》和《生死恨》、程砚秋的《亡蜀鉴》都被查禁。麒麟童周信芳则在上海演了半年的《明末遗恨》，这部戏里他扮演崇祯皇帝，对太子说：“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公主问皇帝：“儿有何罪”的时候，崇祯更是回答：“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行大罪。”据说每次戏演到这里，台下哭声、喊声一片。
上海沦陷后，周信芳还坚持排了《徽钦二帝》。他扮演宋徽宗，高唱“只要万众心不死，复兴中华总有期”。为此受到日本特务的死亡威胁，电影《梅兰芳》里日本军人拿刀架在脖子上的情节是虚构，当年周信芳的危险程度，要远比梅兰芳大得多。
后来日伪政权还禁了《请清兵》《陆文龙》《岳母刺字》《杨家将》《史可法》等戏，这是禁戏禁得最悲壮的一个时期。
国统区到台湾地区：严禁探母
国统区也在禁戏，倒霉的是《四郎探母》，人们责怪这部戏的杨四郎在北国呆了十八年，投降了敌人，没有坚持斗争。另一部被禁、而且被打为汉奸戏的戏则是李万春的《班超投笔从戎》，因为李万春和汉奸关系好，这部戏也被国民政府认为是“帮伪政府宣传参军”的戏，李万春还为此被判刑两年。
《四郎探母》1949年后在台湾仍然被禁了很久，因为许多台湾老兵听了都会想起远在大陆的母亲，他们会哭得很厉害。后来在台湾情报部门的建议下，当局把这部戏的结尾修改为：杨四郎偷出一份北国地图给母亲，让佘太君去收复燕云十六州，成为惊人愚蠢的笑谈。
台湾地区在1949年之后还禁止演以下的几部戏：《霸王别姬》，四面楚歌不让演。《让徐州》，尽管是三国戏，陶谦把徐州送给刘备，但由于“容易让人想起来抗战中徐州会战的惨烈，不许演”。有人猜测说，其实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惨烈打击了当局的信心。《走麦城》，这部戏过去在戏班子里，是后台比较忌讳的一出，因为涉及到关公（神）的战死，加上会让人想起丢失大陆，长期无人演出。《文姬归汉》《春闺梦》，两出程砚秋的戏都反对战争，容易动摇军心，也不许上演。《窦娥冤》不许演，因为认为此戏是为“美丽岛”入狱人士叫屈。
1984年，曾经有台湾剧团排演了《赤忠报国》，获得了“国防部”戏曲大赛的冠军，不过后来有人举报说，这是大陆的《满江红》改编的。于是冠军被收回——这部戏再也不许上演了。□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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