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六年抗日战争的岁月。六年中，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在敌后根据地和新开辟的边区，通过民运工作，发动群众，与日本鬼子、日伪军斗争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其中在四个方面，展示了我年轻时期的人生追求及面对敌人、险情所表现出来的气概；也展示了群众处处保护我、掩护我的动人场面。为表明我对这段岁月的珍视，我按照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接受《中国妇女报》记者采访的口头回忆思路，又作了深入回忆，并亲自动笔，简述这段岁月。
　　下定决心说服母亲动员同学参加新四军
　　我祖籍安徽省定远县，那也是我的出生地。我居住的县城回民较多，谓称大忽二穆，我是回族,原名穆钟平。因定远县属安徽北部,是个穷县，在我出生六个月时，我们就举家迁徙到和县乌江镇。霸王（项羽）自刎的乌江，就是我现在的家乡。它位于长江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产出的棉花全国闻名，水陆交通便利，非常繁华，素有小南京之称，同时离南京市蒋介石总统府只有一江之隔。我家原以做小贩为生，母亲慢慢偷学手艺，借了高利贷，做了小本经营的炒货店，在土改时被划为城市贫民。我母亲聪明勤劳，店里的炒货生意，一切由她打理。我父亲有文化，爱看书报，关心国家大事。对父母的辛劳，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家里很穷，只能供我一人到禹塘小学上学。我立志发奋读书，与富家子弟不比吃，不比穿。我常穿一件打四方块补钉的旗袍，也不怕人家笑话。我的功课，一直在班上名列前一二名。老师喜爱，同学敬佩。功课再好，可生不逢时，没有钱继续升学。
　　庆幸的是，这个小学的校长王易今，与党的外围组织有关系,思想进步，常在课堂上公开宣讲共产党的知识。他宣传共产党打天下为的是穷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没有贫富，人人平等，领袖是斯大林，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叫红军，在长征。他讲的一切，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奠定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一九三九年，新四军开到乌江，露宿街头，纪律严明，给乌江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父亲在乌江镇做生意，他回到母亲与我住的离镇三里地的一间国民党过兵暂住的营房里（不过兵时这些营房都是贫苦人家住着，不要钱），对我说：“钟平，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部队，纪律好，对老百姓也和气，你有空上街看看去。”因乌江镇北头的望景山，有敌人的碉堡和驻军，新四军一般是白天走，晚上来，我无法看到。但听说他们住在离乌江三十里路的香泉街。我好像看到了救星，见到了光明，就下定决心参军。父亲见识广、开明，支持我走。可母亲认为我是个女孩，不能当兵；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是她的好帮手，家中唯一的好劳力，不能离开。我能炒二三十斤一锅的花生米，会按麻饼、烤麻饼，会炒瓜子，熬糖果，我一走，可就苦了她。有一天，母亲烧火，我炒花生米，我一边炒一边做她的工作。她仍不同意我走。我一下火了，举起如同小铁锹大的铲子，将炒锅戳了一个大洞。几十斤花生米，顿时如火上浇油般燃烧起来，我吓坏了。母亲则气哭了，骂我：“钟平，小造精的！我也留不住你，你要走就走吧！”母亲同意了，我却很难过。我走了，母亲确实会更苦了，妹妹只有十三岁，弟弟才三岁。父亲同意，母亲松口，翌日，我跑了三十里地，在香泉街找到了新四军五支队八团服务团（即文工团），受到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团领导田野同志还给我讲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有关政策，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新四军是坚决抗日的等道理。这些更增强了我参军的决心，并决心多动员几个同学一道参军。
　　我回到乌江，动员了四个同学。同时，与汪廷芳商量，在她家以打麻将作掩护，向他们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主张。我因接触过服务团领导等人，有了第一手资料，说得生动，他们听得动心。可在这热闹的气氛中一个姓胡的同学唱了反调，她说：“唉哟！新四军没有穆钟平说得那么好。一个人裤脚有三个蚤子。”我一听就恼火了，上去给了她一个耳光。这一耳光，打得四座惊讶，大家面面相觑，空气凝固、气氛紧张。真理就是真理，这个同学的反调，并未引起其他人动摇。我们继续做好一切准备，不动声色。大家选择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四人一同奔赴香泉街，参加了服务团。过了月余，谢宗玉母亲跑来香泉，找到了部队要叫女儿回家。她指我鼻子骂我是勾死鬼，动员谢宗玉出来参军。当时部队政策规定，当兵自愿，家人叫回不准留。我们眼巴巴地看着谢宗玉被拖走。后来听说，由父母包办，她嫁给了国民党二支队队长范培植。其丈夫在镇反时，被我们镇压了。谢宗玉是无辜的，后来闻悉她一直务农。一九八七年，我与廷芳回乌江时，还与她见了一面。前几年，她因高血压而病故。
　　开展抗日群众工作智斗日本鬼子兵
　　我在五支队八团服务团，只是过渡一下。组织决定，调我到定远县老坝城五支队教导三队女生排学习。我又回到了祖籍和出生地。三队是培训地方干部的，我因有点文化，当了学习小组长。部队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同志间相亲相爱，我心情很好，从未想过家。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十月转为正式党员，思想上有了飞跃性的变化，原想打败鬼子就回家，现在认识到还要革命到底。乌江几位男同学比我们入伍早，编在主要是培养部队干部的二队学习。一次过封锁线，部队打了一仗。这可吓坏了他们，让他们纷纷产生了回家的念头。他们跑到三队，劝说汪廷芳、范培琦同返乌江。汪、范二人立场坚定，断然拒绝，并要他们找我，实际这是搪塞。汪、范知道，我是绝不会走的，当说客的人答“我们不敢”。结果，他们一行五六人回家了。可境况都不好，有的当了国民党特务，被我们镇压了；有的消极了，就务农当了老百姓。现在乌江人提起这些事，还说男不如女，穆钟平、汪廷芳、范培琦三人路走对了，抗战到底，为乌江人争了光。
　　十月，在教导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定远县藕塘镇民运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建立农、青、妇、儿童团等组织。这些组织，对抗日支前可起很大的作用。以青年为主，我们组织成立了按部队建制的民兵连、营，战时配合部队作战，抬担架救伤员，平时保卫后方，站岗放哨。对农民，我们则组织成立了农救会，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战时则协助民兵支前，平时筹集公粮。农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扬眉吐气，情绪非常高涨。以青年妇女为主，我们还组织成立了妇救会，教她们读书识字，提高她们的觉悟，使她们懂得男女平等。妇女翻身了，在社会上才有政治地位，在家中也才有当家作主的权力。妇女能顶半边天，做军鞋、救伤员，是支前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儿童年幼，干不了多少事，我们儿童团就培养他们的抗战意识，训练他们的组织纪律性，教育他们从小养成做一个好公民的优良品德，协助家庭做些有益抗战的工作。一次胡服（刘少奇同志的化名）同志从延安到华中，向我们地区干部作报告，我受益匪浅。他说：“要建立民主政权，有了政权才有落脚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报告阐述了建立政权的重要性。通过做工作，定远县农民被发动起来了，建立政权有了条件。魏文伯是定远县第一任县长。民主政权成立时，我还领着十几个基干民兵，扛着红缨枪，走了三十里地到县城为他祝贺助威。有了民主政权，就有了根据地，有了家，干部有了来源，部队给养、地方财政开支，也有了保证。群众被发动起来后，我们从中找寻觉悟高、品德好、能够联系群众的人，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有了核心领导，地方工作能更迅速地开展。在这工作不久，我被调到永宁集这个地方，仍做民运工作。
　　六月麦黄季节的一天，我们召开乡干部扩大会。会场临近一条大路边，没有设警戒。不久，会场被日本鬼子兵包围了。群众发现鬼子后即报告，我们因没有武器无力抵抗，就赶快紧急疏散。我身着军装又是女同志，是敌人捕捉的重点。当我奔跑时，发现一个鬼子兵头戴猪耳朵帽，手端大盖长枪，大踏步尾随我，那个姿势就像鬼子进村。既来之，我就要对付他，绝不能让他抓活的。他只身脱队力薄心虚，手端大盖长枪跑不快，只是吓唬我，不会追我很久。我呢，十八岁身强力壮，特别能跑，走路一阵风。小学时期全校运动会，我参加五十、百米赛跑，夺了冠军。全县七校运动会，我报名五十、百米赛跑，还有掷铅球、跳高赛，给学校捧回了一个大银盾奖杯。我身体是很棒的。身体好是一大优势，但还要有谋。直跑，敌人好瞄准打枪，我采取了S型、蛇行状往前跑，右蹿左跳在田埂两侧。这一招惹得敌人哈哈大笑。他打了一枪，我只觉响声震耳，但无恙。我心态平衡，蔑视敌人，越跑越有劲。当我跑到左边麦地，见一女同志负伤坐在地上，我搭话想救她，可她一个劲挥手，不让我靠近，高声大喊：“小穆，快，快跑呀！小鬼子还跟着你呢！”我回头一看，已经将鬼子兵甩开有五百米远。我接近前面小村庄，被一基干民兵发现，他跑步将我拉到他家，将他老婆便衣给我换上，送我出村到安全地带。过后得知，麦地里负伤的女同志牺牲了，妇女主任被抓走了。
　　跑步通过封锁线为家人安全改名换姓
　　一九四零年秋，当我在定远县积极开展民运工作时，组织决定要我到津浦路东江北指挥部江北干校去学习军事、政治。当时抽调的有部队的、地方的共二十多人，都是女性。路西区党委指派宁都起义的宋康团长，将我们带到路东。为此，宋康召集大家交代事项。他说：“到路东必经一条铁路封锁线，附近有敌人碉堡，铁路两边要跑步行军一二里地。为了不掉一个人，你们各解下绑腿带，连结成一条长带，拴在我的骡子后腿上。”二十多个女同志，没一个人以前过过封锁线，都言听计从。但过封锁线跑步行军，人是跑不过骡子的。结果一条绑带中间断裂，二十多人都跌倒了，我和唐玲等四五个人，则叠罗汉式地跌入一个大石头坑中。我被压在下面，腿跌破流血，至今还能见到疤痕。过了铁路，我非常气恼，觉得宋康旧军人出身，旧习未改，他耍我们没经验。我想不能吃哑巴亏，非得整整他不可。我串联后，让大家都静坐在铁路旁不远一个小集镇上，不走了。实际这是很危险的，敌人常出没查路。这一行动急坏了宋康，他苦求我们，说好话：“小姐们！这里不能坐，敌人来了出问题，我有责任。你们有意见可以提，我都接受。”因事先我们已商量好，我带头高喊：“意见到区党委去提。现在，我们肚子饿了，要吃油条。”大家应声：“吃油条，吃油条。”油条吃完，我又喊“要吃西瓜。”油条、西瓜吃饱了肚子，大家高兴了继续行军。到了区党委，我们告了宋康一状。这件事后来成了笑柄，熟悉的同志见了我，笑我们“傻瓜”。我们当时确实太傻，竟没想到：人怎么能跑过骡子呢？
　　区党委报到后，分配我们到江北干校女生队学习。干校设在天长县叉涧镇。为了家庭安全起见，队里要我们改名换姓。我与唐玲亲如姐妹，我向她建议，为了纪念跌入大石头坑这个情节，姓都改“石”，名则叫“先锋”二字中各用一字。按常理说，唐玲年龄大于我，她应叫“石先”，我叫“石锋”。因为“先”字笔划少好写，我却抢要“石先”这个姓名。唐玲一贯迁就我，爱护我，平时发的衣物，我好动穿用比较费，她总是关照我。这样，我改名“石先”，她叫“石锋”。从此以后，“石先”代替我原名穆钟平，被普遍叫开了，原名反被淡忘了。干校未结业，组织通知我准备草鞋，要长途行军，过封锁线时再一次见到刘少奇，方知我们要去开辟苏北根据地。
　　巧避日伪军追捕坚持在新区工作
　　一九四三年，我从淮南区党委办的党校二队结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甘泉县（现邗江县）公道区任组织科长兼桑园乡指导员。该乡离敌人驻地十五里地，还是个新开辟的边区，群众尚未被发动起来。十月全县扩军，县长许言希到离我所在乡不远的柏树乡督战，区委书记杨布一上任就到桑园乡来协助我。一天晚上，我们在斗坛大寺庙开动员大会，拂晓前散会。杨布与他的通信员俞宝来，和我同住在离斗坛很近的党员张保田家。我与张母同住一屋，杨布他们睡在过道地上。我还未熟睡，有人叫门。俞宝来没经验，爬起去开大门，敌人一枪将他腿打伤，他跑到门前稻田里躲起来。这一枪打得我头脑清醒起来，我断定是日伪军干的，并且是冲着我来的。我在这个乡已工作一段时间，日伪军知道我对他们的威胁，而区委书记杨布才上任，他们不熟悉。这时，我听到敌人进来一个劲喊：“石同志，我们是县政府派来的，检查你们扩军情况的。”他们一面喊叫一面搜，几间住房全搜遍了。我听到喊声，仍闻声不动，坐在床上听动静。并叫张母出房门，吩咐说，如果有人找我，就说石同志走了。张母听话出了房门。我真幸运，过道门开着，正将我住的房门遮挡严实。因天将亮，敌人也惊慌，不敢多停留，听张母说我走了，三十多人扛一挺机枪，又返回开大会的斗坛寺庙。日伪军进来时,杨布同志只穿着裤头，从过道后门的猪圈上跑掉，可被敌人把膀子打伤了。俞宝来看敌人跑向斗坛，跑进屋，喊叫“石同志，敌人走了，我们快走吧。”他这一喊，我是相信的，因没动静，估计敌人走了。我从住房出来，他说腿负伤了。我安慰他找许县长去，只要找到，可以送到县医院去治疗，不要害怕。这天晚上天特别黑，看不见路，我俩慢慢摸着走了约二里路，天已亮。快到柏树村口时，乡干部挥手让我们快离开，并说许县长被敌人打死了，县长警卫员头被打伤让鬼子带到扬州城去了。我一听情况，很是着急，即要俞宝来赶快到区政府送信给刘区长。谁知区政府也被偷袭，后听说区长藏在架在屋上的水车里躲避敌人，幸免于难。区协理员贡良锡被捕，被带进扬州城后叛变。
　　我当机立断地对俞宝来说，我必须回桑园乡。我不在,新地区的干部、群众肯定害怕,没有主心骨。我回去，他们认为我在就是共产党在，这个地区还是我们的。可有的干部不让我回。说这次日伪军偷袭，主要是抓我的，我住的三家全被搜查。被抓的干部有的回来说：敌人一路走一路很懊恼地说，要抓着石先，就地枪决，回桑园乡非常危险。我心中非常牵挂乡干部和群众，毅然回乡。当我回到乡里后，干部、群众高兴得很。尼姑庵的尼姑烧香，求老天保我平安。并要我与他们同住，比较安全。贡良锡是本地人，叛变后危害极大，他一次又一次地带着敌人来乡骚扰。他叔岳丈为虎作伥，也帮助他干坏事。我知道情况后，告知民兵查防贡良锡他叔岳丈出没的地方，一旦抓住决不轻饶。后来真的被民兵抓住，就地枪决了。这大长了群众志气，灭了敌人威风。以后，敌人再没来骚扰过。但因是边区，敌人经常化装成便衣下乡抓人。我为了安全起见，每晚睡觉都要挪动几家，有时吃了晚饭跑三十里外去休息，翌日再返乡工作。虽然生活艰苦，工作动荡，形势严竣，但我一直坚持到日本快投降前，始终在这个乡。从而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党员发展到十几名，建立了党支部，选出了自己的乡长，民兵、农救会等组织也建立了起来。我走时群众依依不舍，送我几十个熟鸡蛋让我一路当饭吃，我到中心区党组织去报到，心里也想着他们，至今我仍常常想回扬州一趟，可是力不从心了。
　　组织关心我，认为一个女同志在边区工作危险大，把我调回中心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组织又派我与一批干部一起，去东北地区开辟新工作。
　　六年，我亲历抗日战争，那正是我风华正茂的阶段。我选择参加了新四军、参加了共产党这条道路，为我近五十年的革命历程，开了一个好头，为我以后继续在东北、武汉、云南、西安，从事经济、企业、工会方面的领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曾对《中国妇女报》采访我的记者说过：“我把自己交给共产党了，还有什么害怕的！”这句话，就是我在革命历程中做人处事的态度。如今，看到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虽然离休了，但仍然要秉承一贯做人处事的态度，尽力对党和国家作贡献。
　　人物简介：石先，回族，1922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定远县，1939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入党，抗战时期先后任新四军后方政治部支部书记、抗大五分校女生队排长、淮南甘泉区委组织科长等职，曾多次参加与日伪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钢铁公司干部处处长、国营298厂副厂长、西北光学仪器厂厂长、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党委书记等职，1979年4月任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1985年4月离休，享受副省部级医疗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