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演讲了自己的 “论语心得”后，曾经当过10年保安的谭景伟将这些解读和感悟结集成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推出。8月8日，在该书的首发式上，谭景伟称，书的内容其实早在讲座前就已经写完了，他出书的目的，主要是想证明自己并非“歪批”和“胡批”《论语》，所以，“不管能卖几本，赚不赚钱，哪怕赔钱，也要出。”
    近年来“论语热”兴起，已悄然衍生为一种文化现象。
    其实，对《论语》这部儒学经典“见仁见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浙江易学家章秋农认为，《易经》被曲解、附会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易》本身具有“空柜结构”的特征，即经文的“空白点”、“多义性”、“不确定点”、“回旋余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把人生经验、聪明才智放进去的空柜，一个纵横驰骋想象力的空间。正因为如此，《易》也确乎被假冒与滥用了，但是，正是众多的“曲解、附会”，才使《易经》的涵义无限丰满。而作为一本语录体的著作，《论语》的结构本身也同样具有“开放性”。正如于丹所说，每个人心中都需要一个“孔子”。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一则“郢书燕说”的故事，大意是说郢人给燕相国写信，因天黑了，光线不够，就冲旁边的仆人喊了一声“举烛”，但是一不小心就在信上也写上“举烛”二字。燕相得到信后，想了许久，对燕王说，“举烛”是尚明，尚明就是任用贤人的意思。燕王听他的话，国遂大治。不过，“治则治矣，非书意也。”或许，对《论语》的种种解读也能起到“郢书燕说”的“歪打正着”之效。著名学者李泽厚1994年在《论语今读》前言中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这也是于丹等人为何以《论语》“走红”的原因所在。
    谭景伟因其以保安身份讲《论语》而受到社会关注，可以称得上是“毁誉参半”。据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部李主任介绍，谭景伟在北大演讲受到媒体关注后，他们设法与他取得联系，并拿到了书稿，读后感觉确实是源自真实生活的感受。李主任表示，出版该书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励志角度。《论语》一书对后世的思想和学术影响至深，在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状态和民族性格的铸造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历代对《论语》的注疏也可谓是“汗牛充栋”，而身为一名普通保安的谭景伟，却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敢于拿《论语》一书“另开新论”，就凭这我们也该给他一些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