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在党内被亲切地称为陕北的“老掌柜”。时至今日，崔田夫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但他积极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与人民群众一起组织生产、尽心尽力为人民排忧解难的身影，却依然历历在目……

崔田夫，原名崔文宪，又称“二老崔”，1902年出生于绥德县崔家湾镇铁茄坪村。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革命活动，任铁茄坪支部书记、南区区委书记、绥清县委书记。1933年被选为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书记。1935年2月，在陕北陕甘边特委周家硷联席会议上，当选为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西北局党务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北行署副主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78年，病逝于西安。

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1928年，铁茄坪村建立了党支部，这是直属中共绥德县委的一个村级党支部，也是陕北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之一。在支部成员崔田民、崔曙光、崔田夫的带领下，以铁茄坪村为中心的绥德南区，燃起了革命烽火。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陕北革命形势一落千丈，一些在大革命高潮中异常活跃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或销声匿迹，或远走他乡，党、团各级组织多数瘫痪，革命活动陷入了低谷。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崔田夫担任了中共绥德铁茄坪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积极联络党团员，召集会议，进行革命形势宣传和教育，在挫折面前，坚定理想信念，守住了革命阵地，铁茄坪支部成为陕北大革命失败后少有的健全的党组织。

1928至1929年，陕北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馑年，绥德党、团发起并领导了城内“抬龙王”和“打蛋厂”农民运动，铁茄坪支部成为南区最先响应运动的农村党组织。支部书记崔田夫带着四乡农民，进城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斗争。

1929年春，绥德南区薛家峁镇老总薛运通，把南区群众为防灾年而积存的“义仓粮”卖给了井岳秀的部队，置万民死活于不顾，中饱私囊。区委负责人崔田夫领导农民开展要粮斗争，他带领南区几十个村庄的近千名群众，和薛运通斗智斗勇，经过多个轮回的缠斗，迫使官府向四乡饥民放粮，斗争一次次取得了胜利。崔田夫看到了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威力，革命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

1933年春夏间，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陕北各地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开辟农村工作、创建红色苏区的战斗任务，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在陕北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崔田夫参与了陕北特委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在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书记。

在腥风血雨中，崔田夫扛起锄头，以打短工为名，到处寻找党内同志：他找到了搞武装的高朗亭，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他派崔正冉在绥德南区的王家沟村筹建了红五支队；他设法找到了绥德、清涧地区党的负责人，指定由张家修、崔文运、张绍修三人主持中共绥清中心区委工作；他到佳县南区主持召开特委会议，重新部署了整建党、团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主持了绥、清党组织的整顿和重建工作，开辟了绥、清红色区域，在日益严峻的环境下，整顿了因战斗失败而人散枪埋的红一支队，交给北方局派回陕北的谢子长，恢复重建了这支武装……崔田夫主持陕北特委工作半年，在全体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安定、绥清、佳吴、神府各地开辟苏区的工作如火如荼，陕北革命迈向新的发展时期。

1934年夏，崔田夫的胞兄、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文运被敌人杀害，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也被抓捕坐牢。敌人设下圈套，逼他就范。在生离死别的考验面前，崔田夫部署好党的工作，抛下亲情，以党的事业为重，毅然前往天津向北方局汇报陕北革命斗争情况。经过艰苦努力，至1934年底，陕北地区成立党团县委各7个，红军游击支队22支，组建了红八十四师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陕北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5年2月，崔田夫被任命为西北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被同志们称为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

自掏腰包，请教水土保持良方

在革命战争年代，崔田夫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安排；在和平环境里，他仍然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待遇多少，只要有工作干就行，只要能为人民做事就好，更不会计较个人的升迁荣辱。

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年月，崔田夫曾较长时间搞过党政检察工作，和平时期，又长期在纪律检察岗位上任职，对那些违反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素来深恶痛绝。1963年，一次回到家乡铁茄坪，崔田夫看到满川的枣树被砍得光光的，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堆满了被砍倒了的枣树，这让他十分恼火：这些枣树是陕北群众祖祖辈辈栽种的树种，对群众的生活大有帮助，这枣子一红了，人们就不怕饿肚子了。

经再三追查，原来是绥德县委在袁家砭召开全县现场会时，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做了《关于在袁家砭川水地里打枣树腾出农耕地的经验介绍》的讲话，导致几乎砍光了全县川地里的枣树。崔田夫急了，打电话给榆林地委，要地委来人处理这件事。地委副书记王怀仁来到绥德，严肃批评了打枣树的错误做法，并要求这位讲话的副书记当面承认错误，这件事才得以了结。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崔田夫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乡亲们的生活，关注着家乡的变化。1964年春荒之际，他到绥德南区他当年“闹红”的故地搞调查，考察了崔家湾、苏家岩、定仙墕、枣林坪、田家岔、义合等公社后发现，社员生活的困难程度远出乎他的想象。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崔田夫找到了症结，写成《关于解决农村特困户生活问题的报告》，分别上报了县、地、省相关部门，就解决农村中特别贫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绥德县民政局很快落实了相关措施，解了特困群众的燃眉之急。

1966年春天，崔田夫来到全国水土保持样板之一的绥德县韭园沟下乡蹲点。他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丝毫特殊照顾，不论在谁家吃饭，一定要放下饭钱和粮票。他到吴家畔视察，发现该队的水土保持工作具有典型性，于是把大队队干们请到队窑，自己掏钱准备了一顿炸酱饸饹，吃完饭后，他开始向队干们详细了解吴家畔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经过整理和加工，向省上报送了一份典型报告材料《关于广泛开展学习吴家畔水保经验的报告》，希望在全省宣传、推广该大队的经验，让更多的社队和群众受益。在绥德蹲点的一年时间里，经过与广大农民朋友的广泛接触，崔田夫从改善群众生活、发展集体经济的角度，提出了改变陕北山区落后面貌的一系列措施，并在防风治沙、造林种草、多种经营方面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

从参加革命那刻起，体恤民情，廉洁自律，是他的一贯作风。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在自身过硬的前提下，崔田夫向来铁面无私，敢于碰硬，敢于为民作主，仗义执言，从不含糊。因此不论走到哪里，就会有人找他“告状”“诉苦”。

农民出身的崔田夫，与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自己除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外，时常关注着乡亲们的生产生活。

刚直不阿的崔田夫，在“文革”中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就在崔田夫住院不久，周恩来总理听取时任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的胡炜处理陕西两派造反组织问题的汇报时，问到陕北的“老掌柜”和刘大嫂（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的情况。胡炜原本不知道陕北“老掌柜”是谁，打听到这个“老掌柜”叫崔田夫，而且正在省人民医院住院，便亲自到医院来探望，还带来了周总理的问候。探望了崔田夫后，胡炜向相关部门指示：一是要省人民医院全力救治崔老，二是他家里有什么困难尽量给予解决。胡炜的探望，在精神上给了崔田夫极大安慰。很快，省人民医院成立了专家组对崔田夫进行治疗，并由普通病房转到了高干病房，生活待遇一下提高了不少，女儿崔桦也从咸阳调回西安工作。神志清醒后的崔田夫，听到女儿调回的消息后并没有高兴，对提高自己在医院的待遇感到不安，用生气的语调断断续续地说：“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说完这句话，崔田夫再也不能开口说话。1978年11月17日10分，崔田夫的心脏停止跳动，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这是崔田夫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人民群众的生活，始终是他牵挂的心结，群众还填不饱肚子，他如何能咽得下富强粉？

崔田夫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穿着那身普普通通的干部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穿了多少年。他家里的陈设，没有一件是能拿出手的像样家具。一张办公桌，两只普通棕箱，两张木板床，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唯有哪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办公桌，或许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公家人或干部。他的工资，不是资助了烈士的子属，就是帮扶了困难的乡亲。他所到之处，贫困社队办学需要钱，战友家属困难需要钱，乡里乡亲揭不开锅需要钱，当年无私支助革命的群众需要钱……两手难挡四面风，尽管他是每月挣一百多块钱的大干部，也招架不住八面漏风的窟窿。

巍巍青山，铭刻先辈英名；浩浩岁月，沉淀英烈豪情。□王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