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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文化 > 史海·观察 司马祠墓柏森森,龙门长吊史圣魂
2021-06-22 13:19:26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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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自内蒙古河口镇始,急转南下,将黄土高原撕成两半后,沿晋陕大峡谷一路狂奔,直至峡口最南端龙门,在此“激浪三千尺,平地一声雷”。《尚书·禹贡》云,此地“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龙门东为山西河津,西则是陕西韩城。

相传夏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在此凿山断崖,引黄导流,历十三年而驯服洪水,使天地平成。公元前145年,“史圣”司马迁生于龙门,即今陕西韩城嵬东乡。这位一生多惊涛骇浪的龙门才子,终以残缺之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仰仰乎司马,郁郁乎成风。自西汉至今,在黄河西岸的龙门故地,对一代“史圣”的追思仰慕之风,绵延两千余载;因司马迁而兴盛的尊师重教、诗书传家之风,润至深山,流遍乡野;“解状盛区”“户尽可封”的文史之乡,好德仁义、两袖清风者辈出,正如司马迁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公为河山增其光,河山为公留其彩。高考前夕,记者来到“士风醇茂”之地韩城,访龙门余泽,寻司马遗风。

文章旷代雄 千秋太史公

——龙门长吊司马魂

 

司马庙中柏森森,龙门长吊史圣魂。

在韩城东南方向的高岗上,司马迁祠墓西枕梁山,巍巍耸立。东面,一线黄河接天而去;南方,春秋时秦晋大战的韩原古战场悄然无声,悠悠魏长城隐没其间。

韩城人,不将这里称祠称墓,而是唤作司马庙。概言之,龙门故地,以神灵之待遇,供奉司马迁。

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垣”。此后,司马迁祠墓香火绵延,已历经1700多年。

沿着司马古道,我们开始了瞻仰之旅。古道长300多米,以巨石筑路,行走其上,足下厚重,身沐沧桑。

司马古道。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据韩城市志记载,古道始建于春秋时期,因地处沟通芝川河谷和韩原的坡上,又名“韩奕坡”。司马迁祠墓建成后,当地人渐渐将这里改称司马坡、司马古道。北宋年间,后人以巨石铺筑,为瞻仰司马魂时“晴天不扬尘,雨天不带泥”。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专门引用《诗经》之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来赞美孔子。”讲解员杨萌萌指着古道边的木牌坊介绍说,“两千多年后的上世纪40年代,在这块立于康熙年间的木牌坊上,韩城人为司马迁题写了‘高山仰止’四个字,以显追思之风。”

穿过木牌坊,步入朝神道,再往前,便是九十九层台阶,此为清康熙年间,韩城县令翟世琪和当地民众捐钱捐物,耗时数载修筑而成,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韩城市司马迁祠广场上的司马迁塑像及高岗上的司马迁祠墓。资料照片

 

中国封建社会,九乃数之极,多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所用,民间修庙建祠时不可僭越。“太史故里的老百姓,敢于藐视皇权,修九十九层台阶,显然含有更高更上的意思。”韩城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秦忠明说,“就是要晓喻世人,司马迁隐忍苟活,肠一日而九回,历百折而不挠,前后历经十余年完成《史记》,书写了华夏文明3000多年的历史,是位居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顶峰的巨人。”

献殿的砖龛之上,塑于北宋宣和七年的司马迁泥塑像着红袍,扶玉带,昂首而北顾,双眼望向了他曾经深深牵挂忧虑的地方——正是在北方大漠深处的匈奴王廷腹地,李广之孙少将李陵率五千步兵,深践戎马之地,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与三万匈奴精骑血战十余日,匈奴不胜,恐慌之下倾八万之众合力围攻,李陵孤军转斗千里,失尽道穷而救兵不至,遂兵败被俘。

这场发生于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的汉匈大战,成为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替李陵慷慨辩护,时年四十多岁的司马迁身陷囹圄,于天汉三年被施以最极之腐刑。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力透纸背、字字是血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道明自己之所以未就死而就刑,皆因父亲司马谈未竟之业《史记》,“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先生不远千里,到韩城瞻仰司马迁祠墓,写下了这首五言律诗,碑刻字迹至今仍清晰可见。

 

司马迁祠墓(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寝殿之后,便是司马迁墓冢,冢上长有千年古柏一株,树干自坟出而分五枝,朝向远方的黄河。正如明代李因笃所诗:“尚余古柏风霜苦,空对长河日月深。”

墓冢整体呈穹庐顶形,四周裹砖上雕有八卦图案,意在颂扬《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历代以来,龙门故地对司马迁的追仰,最直观的表现,一是修墓刻碑,比如单是有碑文记录的,自宋至清大大小小的修建就有17次,历次修缮多为韩城地方官和民众集资出力,如明万历年间,进士出身的韩城人张士佩,捐司马坡下水田五亩两分,募人一边替太史公守坟,一边耕作。苦心经营30年后,用积攒所得为司马迁修殿三间。”秦忠明说,“另一个直观表现,就是绵延千载的民间祭祀。”

从北宋年间起,韩城民间就有了盛大的司马迁庙会,至明万历年间,司马迁庙会祭仪便升格至正祀(祭孔)级别。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韩城民间就开始在清明节祭祀司马迁,但氛围却是并非凄凄惨惨“欲断魂”之感,相反却是敲锣打鼓,热闹非凡!这在司马迁后裔所在的徐村尤为明显。

司马迁墓冢。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徐村之“徐”,喻司马迁残余之两脉后人,也有“延续”之意。相传徐村现有的同、冯两姓,均为司马迁后裔,为避官家耳目,族人将“司”“马”二字添加笔画后改姓同、冯。

徐村祭奠司马迁,要唱“跑台子戏”:清明前一夜,先在村西临时搭台唱戏。黎明时分,突然之间鼓乐全停,灯光齐灭,演员不卸妆,直奔村内九郎庙;村民拆舞台,装道具,随演员狂奔,生角背着旦角跑,成人抱着小孩追,履失不找,冠掉不拾。九郎庙正台上的乐班见演员跑来,猛然间大戏开锣,鼓乐震天。

每年一届的祭祀史圣司马迁大典(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如此别开生面的祭奠,概为纪念《史记》问世。相传汉宣帝年间,同、冯两姓之人在清明之夜,偷偷为先祖司马迁唱上坟戏,突然听说京城大批人马直奔徐村而来,众人以为又要兴师问罪,仓皇逃散。下了坡才知,原是汉宣帝采纳了司马迁外孙杨恽之奏请,同意《史记》面世。大祸转为大福,大悲实为大喜,两姓人随即在坡下重搭戏台,鸣锣庆祝。

“别人清明泪涟涟,徐村清明胜过年”。清明连唱三天三夜跑台子戏,就这样在悲喜交加中留传两千余载。2006年起,韩城市人民政府开始主办每年一届的“祭祀史圣司马迁大典”;2014年,徐村司马迁民间祭祀,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下了司马坡 秀才比驴多

——流遍乡野的耕读之风

 

大象山,有道十八弯,茂林密其颠;尽览南川与北原,东望黄河一线天。

位于韩城西北部的象山,海拔600多米。旭日东上,我们在山色如黛中,来到了象山之巅,追仰另一位龙门才子——杜鹏程。

苍翠庄严的墓园之中,以《保卫延安》为主题的浮雕墙,如杜鹏程的笔力一样粗犷雄壮,坚韧挺拔。前方,披衣而立的杜鹏程塑像凝思远眺,望向远处的故乡——烟火万家的韩城。

韩城象山之上的杜鹏程墓园及塑像(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1921年,杜鹏程出生于韩城夏阳乡苏村,这里离司马迁祠墓仅十余里。幼年丧父的杜鹏程,自幼家贫。因苏村以种植、加工辣椒而远近闻名,为了求生,杜母常常背着儿子,没日没夜地碾辣子,以致很多时候眼圈都是红的。

“上世纪20年代末,杜母带着年幼的杜鹏程,在县城租下了民房,为的就是能让儿子读好书,上好学。”杜家的故交、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薛引生说,“在县城的学校里,杜鹏程边读书,边给学校打铃,为的是挣一点零用钱贴补家用。”

“他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把中国历史学说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也把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这就是自古至今,人们学习他、崇敬他、忘不了他的根本原因。”多年以后,杜鹏程如此评价司马迁,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司马君。这位当代知名军旅作家,以此种方式追仰伟大的同乡。

“司马迁对韩城人的影响太大了。”韩城司马迁文化研究专家贾雪芹说,“不管在任何时代,司马迁都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偶像;无论家里多么贫穷,日子多么艰难,像杜母这样的尊师重教、耕读传家之风,始终徜徉在韩城人的骨血里。”

“溥彼韩城,疆分周命。”韩城,古为周武王幼子之封国,地处黄土高原南部、黄河西岸,域内七山一水二分田,在历史上并非富饶之地。但受司马迁和《史记》的巨大影响而兴盛的耕读之风,在这里流遍乡野,润至深山。清朝西北地区唯一的状元、韩城人王杰曾说“吾乡非沃土,然慕读书”。

韩城古城夜景(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太守殷济为司马迁建祠建墓后,没几年便直接辞官回到家乡韩城,构筑精庐,设帐授徒,传讲《史记》;隋唐以后,随着韩愈、柳宗元、顾炎武等大批文化名人的推崇,司马迁和《史记》声誉渐隆,韩城文脉也随之渐昌。

明清两朝,小小韩城南北三十里,先后建立书院13处,除了司马书院外,还有龙门书院、少梁书院、古柏书院和萝石书院等。清康熙以后,新建义学就有28所,文庙规模也是陕西之冠、全国罕见,因此,民间有戏语称“下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

因为读书人多,所以考取功名、为官之人自然也多。明清两朝是韩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科举取士者近1400人,其中进士110多名,举人500多名,贡生700多名,以致当年的朝廷中有“朝半陕,陕半韩”之说,意为朝廷官员里一半是陕西人,陕西官员中一半又是韩城人。

南北尚书、祖孙巡抚、父子知州、一母三进士、一举一贡生……清代时,韩城毓秀桥南的连三牌坊上,分别高悬“士风醇茂”“解状盛区”“户尽可封”等巨额牌匾,足见韩城文脉之盛。

韩城文庙(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韩城人相信,故乡读书蔚然成风,有司马迁的影响。”贾雪芹说,“历代以来,每年清明节,韩城老老少少都要去拜司马庙,男孩要从司马祠墓里摘得松针,别于胸前,以求满腹经纶;女孩折下迎春花,插在发髻,寓意有个好前途;即便到现在,很多韩城的孩子,小学、初中、高中的第一课,老师都要讲一讲司马迁与《史记》,以作勉励。某种程度上,司马迁与《史记》,就是这座城市的根与魂。”

漫步于韩城的乡野,文史之乡对诗书传家的重视,多体现在一个家庭最显眼的位置——门楣或楹联。这种文化在韩城党家村尤为浓郁。

韩城党家村(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笃敬、孝悌慈、宝善居、楚书是宝……在党家村,家家门楣有题字,或石刻,或木雕,字体以行、楷为主,有的丰润端庄,有的刚健遒劲。“不管在党家村,还是在韩城,以耕读第、诗礼第、太史第为门楣刻字的家庭不在少数,皆因在他们看来,耕读是干正事,走正路。”党家村第20代传人党鉴泉说,“在这里,一个‘半藏农器半藏书’的家庭,备受人们的羡慕和尊敬。”

 

韩城党家村内的门楣刻字“耕读第”。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治家无奇术,教子多读几行书。在党家村,以诗书传家为内容的石刻楹联、家训随处可见——

 

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若勤俭持家。 

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福;天壤间第一人品,便是读书。 

……

 

后辈人若要搬迁,这些题字还会被郑重其事地描下来,镌刻在新居,以示传承,既为律己,也意在告诫后人。“读书是这方百姓最朴素的追求与信仰。”党鉴泉说。

党鉴泉年轻时曾在党家村小学教书,有一次,村里铁匠的儿子上课时调皮捣蛋,他便“踢了两脚”以示惩戒,没想到孩子掉头跑了。放学后,他不放心,便去家访。一进门,铁匠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老师下了一碗挂面,还加了一个鸡蛋,让老师吃饱再说。

文教最盛时,韩城村村建有惜字炉,系专门用来焚烧字纸,即写过的纸片不可乱扔、遭人践踏,需一律送到惜字炉焚烧净化。逢年过节,小孩的任务,往往是将家中字纸送到村里惜字炉焚化,汲取“读书为上”之思想。

韩城党家村内的惜字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如此尊师重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一个不足百户的党家村,在鼎盛时期有私塾12所,近半数人博得功名。

“每年三月,鲤鱼自百川争集龙门,跃而欲上。一登龙门,则化为龙,云雨从之,乘风而去。”千百年来,中国人常以龙门故地的这则传说,喻读书人金榜题名、平步青云。

 

黄河龙门段(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鱼跃龙门的自然奇景、流遍乡野的耕读之风、读书人的理想化身司马迁,这一切隐隐勾勒出龙门读书人终其一生的奋斗轨迹,也为这片文脉盛地提供了绝佳的精神标识。

 

龙门有余泽

史圣故里传清风

 

建于元代至大年间的韩城九郎庙中,大殿四角的木拱梁间,跪着一个托举木梁的木雕孩童,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

赵氏孤儿的故事,源自《史记·赵世家》,经元代戏曲家纪君祥改编后广为流传:春秋时晋国上卿赵盾遭到大将军屠岸贾诬陷,全家300余口被杀。为斩草除根,屠岸贾下令在全国搜捕赵氏孤儿赵武。背负托孤重任的赵家门客、草泽医生程婴,走投无路之时,献出自家孩子救下赵武,老臣公孙杵臼等义士也为此献出生命。程婴含辛20年后,将赵武抚养成人,冤情得以昭雪。

故事中的大德之人程婴为司马迁同乡,是韩城芝川人。程婴救下赵武后,相传藏婴于韩城高门原西的九郎山(今巍山),至今巍山北野仍有藏婴洞遗址。九郎山、九郎庙即为“救郎山”“救郎庙”。

为彰化义士大德,后世韩城多建九郎庙、三义墓。在今韩城堡安村,遗存有三座砖砌墓冢,墓前的墓碑上分别刻有“晋程义士婴墓”“晋公孙义士杵臼墓”“晋卿赵文子(即赵武)墓”的字样。

韩城古城一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司马迁不隐恶,不虚美,《史记》中很多义贤故事,都成为司马故里的教化之源。如在韩城禹山东麓的山峁上,有四义墓,供奉着荆轲、高渐离等四位义士,后人为其撰联曰:“千秋颂高义,万古传知交。”

正如司马迁云“从善如流,施惠不倦”,因为尚义,韩城民间也多仁义之士。清顺治年间,党家村人党德佩赶着一头毛驴,驮着两捆棉花到河南南阳做生意。同在南阳打拼的一位广东佛山商人,因家中有变,将大批木材委托于党德佩后回乡,不料一去就是四年。归来时商人心生忐忑,料定木材多半会打水漂。

不料商人进店后还没落座,党德佩就拿出账本,连本带利都记得清清楚楚,并悉数返还。党德佩因此在南阳声名大震,靠着清白为人、诚信经营,成为日进千两的秦商巨贾。

被林荫环绕的司马迁塑像。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清朝时,韩城县衙的西街上,有座“将军楼”,横跨街面,楼上纵书“清官穿靴,赃官卸帽”,意为在韩城为官者,若清正廉洁,离任时韩城民众会为他制一双新靴,让其以新换旧,步步高升;若为官不正,民众会要求他卸下官帽,免冠(官)而去。

明朝左懋第,曾任韩城知县,在任六年而政绩斐然。左公离任赴京时,韩城民众以“百家靴”相赠,期望他步步高升,并夹道相送至龙门渡口。

“司马迁秉笔直书,良心与气节并存,他在《史记》中推崇的很多人和事,也往往背负大仁大义,兼具真善美。”贾雪芹说,“这在无形中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尚大德之风。自古以来,韩城民间好仁义,为官多‘两袖清风’之辈。”

生于韩城庙后村的王杰,是清代西北地区唯一一位状元,在乾隆、嘉庆两朝官至东阁大学士,位同宰相。在韩城,许多读书人的榜样,除了司马迁,还有王杰。

王杰在权力中心的十余载,正是贪官和珅炙手可热之际。与和珅不同的是,王杰位居高位时,仍穿布衣,着草鞋,连轿子都不坐,往往骑老马上朝。

与和珅同主军机,王杰除议政外,常常默默独坐,距和珅甚远。有一次,和珅有意拉拢他,奉承他手长得好看,王杰毫不趋势,拂袖道“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耳”。

和珅因贪赃枉法入狱后,朝中权臣、地方大吏多为其同党,竟无人敢任主审,唯不偏不党的王杰挺身而出,主动挑起了主审和珅贪腐案的大任,以铁面无私、大义凛然之举,判处和珅死刑,籍没家产。

王杰一生曾12次担任乡试、会试主考、副主考,四任学政。为保清廉,他多次拒绝儿孙赴省或赴京参加考试,甚至放话“谁录取我的儿子,我就弹劾谁”。有一次,儿子瞒着他到省里考试,王杰知道后下令将其考卷撕毁。

“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公元1803年,在嘉庆皇帝的送行诗中,王杰离任还乡,临走时还将京城御赐的豪宅捐献出来,改作韩城会馆,仅带走了几十箱书籍。

到韩城后,王杰引用《史记》中的故事表心迹于乡人,称真正的衣锦还乡是“德庇生民,功在社稷”。韩城文庙至今留存的记事碑,记载了王杰回乡后“捐银五百两,置田地取租,每逢乡试到省,送以助盘费之资”的慷慨仁义之举。

因为继承了太史公敢于直言、不畏强权的史官作风,由宋至清,出身韩城的官员,多为谏官、御史,多在刑部就职。

宋仁宗时,包拯之师、任东台御史的张昪,曾冒死上疏,为范师道鸣冤;明朝时王盛、薛国观都曾担任过给事中(向皇帝谏诤时政得失之官),张士佩做御史时,也深得嘉靖赏识;有清一代,贾宏祚曾任陕西都察院监察御史,刘荫枢也曾担任给事中,张廷枢曾官至刑部尚书。

“正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和王杰一样,这些韩城籍官员在历史上均以正直、清廉著称。”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薛引生说,“受司马迁和《史记》滋润而形成的清风正气,不仅流淌在韩城,更流淌在整个中国文化里,对当下仍有非常积极的警示意义。”

韩城司马迁祠广场(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司马迁究竟死于何时、何地、何因,至今仍不能完全考定,因此在中国的很多史书中,写下三千多年华夏文明史的“史圣”司马迁,没有结局。

但“公为河山增其光,河山为公留其彩”,在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司马迁和《史记》已然不朽。

“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副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余秋雨曾作文如此评价司马迁。

龙门有余泽,风追司马两千载,正如黄河冲出龙门后,横际无涯,浩渺壮阔。在故乡韩城,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乃至人类文明史,历史给了司马迁最好的结局。

 参考资料:秦忠明主编《毓秀龙门(丛书)》




责任编辑:胡睿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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