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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电影》复刊号第5期封底
首次出现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的接吻镜头
1979年《大众电影》复刊号第1期封面
张金玲、刘衍利在电影《大河奔流》中饰梁晴、海天亮
众星云集的大片《大河奔流》
第三届百花奖共有160万人参与投票，这个数字同时也是刊登选票的《大众电影》杂志的销量。1979年1月复刊的《大众电影》跻身百万大刊之列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令人称奇的是，就在第三届百花奖举行的第二年，《大众电影》的月发行量达到了960万册，这被认为是单刊不太可能超越的数字。
《大众电影》不能允许有空话、大话和假话
《大众电影》的复刊时间是1979年1月20日，那一天被认为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时任中国影协副主席的袁文殊在复刊词中说，笼罩在我国电影园地上空的乌云已经消散，春光明媚的季节已经到来，在这块园地里耕耘的人们正需要起早贪黑、进入春耕大忙的时候。1966年7月停刊的《大众电影》，在时隔12年5个月后复刊。
“《大众电影》停刊时的办公地点在舍饭寺，和中国电影出版社一起办公，经历十年‘文革’动荡，编辑部的房产早已被占用。1978年6月，当中国影协的第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决定1979年1月恢复《大众电影》《电影艺术》和《电影技术》时，影协并没有办公场地，暂时租借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主楼四楼办公，《大众电影》分得了3-4间办公室。”
新影厂四楼因为汇集了当时的电影理论权威，流传有片子“在政治行不行要送电影局，在艺术上行不行要送‘四楼’的说法”。《大众电影》的主编、剧作家林杉，副主编唐家仁和崔博泉在当时已是颇有名声和资历的电影专家。在《大众电影》编辑部，当时的绝大多数编辑、美编由《人民电影》“转会”而来，编辑部共有二三十人，当时的办公室显得有一些拥挤。
现任职于《大众电影》的冯湄，就是在1978年的年底从《人民电影》调过去的。当时刚二十出头的冯湄，是《人民电影》的一名校对，当她校完1978年12月的《人民电影》的一期，便和她的同事从东四八条的编辑部搬到了位于北环西路15号的《大众电影》编辑部。“两个杂志的终刊和复刊，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时间。《人民电影》在1978年12月的杂志上发表《终刊告读者书》后，《大众电影》就在第二年的1月份复刊了，编辑部以最快的速度赶在春节前就将复刊号推了出来，首印数定为50万份”。
在新的工作单位里，冯湄分到了读者来信组，负责接收并处理读者来信，在1979年1月的复刊号上，《大众电影》刊登了两封读者来信，分别为《对大众电影提几点希望》和《大众电影应该办得大众化》。
第二封的署名是“上海市卢湾区影评组”，他们在来信中说，“四人帮时期，报刊上空话、大话、假话连篇，当《大众电影》复刊时，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再发生”，他们还着重指出，“广大读者要求刊物所发的文章，不能顺着长官意志而人云亦云！”
吻照被读者质问：“你们要宣扬什么？”
《大众电影》编辑部对于要办一份怎样的杂志，其实已经相当清楚。
复刊号中，共刊发了25篇文章，其中重点推介的影片《大河奔流》是当时“电影界拨乱反正的新成果”；编辑部还将当时年轻人眼中的“黄色电影”《望乡》作为话题在刊物上公开进行讨论，冯湄亦是参与者之一，她的观点被提炼成“不要禁锢”的小标题，予以突出。
“《大众电影》在筹备期间，我们就确定了要在‘大众’上做文章，要办得活泼，图文并茂，以多种方式、有选择地宣传介绍上映的国内外影片、报道国内外影讯，反映广大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唐家仁说，根据这样的设想，《大众电影》编辑部设置了评论组影讯组、和读者来信组。
被分在读者来信组的冯湄，一下子就感觉了到新工作的不同，“复刊号出厂后，读者来信就陆续地寄来了”，到了1976年6月，大量的读者来信向他们“告状”和“诉苦”，因为订购不到刊物。读者的信中很多都是夹附着钱钞、邮局收款单据和邮票，甚至包括各种身份证件。即使如此，编辑部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国家计划用纸，《大众电影》只能定量发行。”
《大众电影》在1979年第五期杂志的封底刊发了《水晶鞋和玫瑰花》的剧照，画面中是王子和灰姑娘的拥吻动作。这一张照片引起了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问英杰的反感和愤怒。问英杰在当年六月写给编辑部的信中对《大众电影》进行了质问：“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
在信件最后，问英杰不无挑衅地说，“你们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信末署名为“中国共产党员问英杰”。
“编辑部收到这封信后，认为应当全文刊发，我马上请示了袁文殊同志，他也同意刊发，并让我写一个编者按”，时任编辑部主任的马锐说，“当时大家认为这封来信不止对第五期的封底提出了意见，还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战线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攻击党和毛主席的洋毒草、古毒草、今毒草，也陆陆续续搬上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舞台，充塞了我们党办的报刊’，这是‘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出现不同看法，有必要用说理的态度充分展开争鸣。”
于是，《大众电影》在1979年第8期第4-5页全文发表了问英杰的来信，同时配发了一篇署名叶嘉的《一张封底剧照引起的对话》，叶嘉虚设了一场对话，就封底剧照进行了讨论。在接下来的第9、10期，编辑部继续在杂志上开展讨论，并开设“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的讨论”专栏，“自8月28日至10月15日期间，共收到来信和来稿11200多件，最多时，一天收到来信近七百封”。
据1979年第10期刊发的《寒流挡不住春天的脚步——读者来信综述》一文中称，“从已经收到的读者来信看，赞同他的观点还不到百分之三。问英杰后来又写来两封信，除坚持原论点外，没有更具体的阐述，也没有举出一个‘毒草’例子，所以我们不发表了。”编辑部发表的这篇文章并无署名，文章还认为，“这次把读者提出的问题公之于众，让大家进行民主讨论，是一次收效良好的民意测验：测出了是非，测出了人心的向背。”
这样的测验结果，却让问英杰很气愤，他甚至扬言要持刀杀害《大众电影》的两位编辑。后来成为问英杰朋友的钟扬回忆说，问英杰认为《大众电影》从第9期到第11期只发表了骂他的文章，没有发一篇支持他的文章，既然是展开公开的讨论，两方面的文章就应该都发表。
这封信让问英杰成为了“名人”，据说有女性读者向他写信示爱，《大众电影》也自“吻照风波”之后，一纸风行，销量大增。
“当时的读者来信达到了井喷期，信件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往编辑部运的，读者来信组的人根本读不完、回不了，我们就分发给编辑部的编辑，整个编辑部都动员起来回信。”冯湄说，当时编辑部也不断地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增加纸张，加大印量，到了1980年3月，《大众电影》开始刊登百花奖的选票，当时的杂志期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60万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唐家仁听说在乡下，《大众电影》和一只老母鸡等价，在某个区域拿母鸡可以换一本3毛钱的《大众电影》。
华罗庚也填写了“百花奖”的选票
复刊后的《大众电影》渐入正轨，百花奖的恢复，也被提了出来。百花奖的设置，一直是《大众电影》编辑部引以为傲的事情，它也是这份刊物创造发行奇迹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创立于1962年的“百花奖”，由观众投票评选，前两届“百花奖”，周恩来、陈毅都参加了颁奖仪式。1963年底，文艺界整风形势严峻，第三届百花奖虽已评出结果，最终却流产，未予公布。
《大众电影》自复刊后一直谋划着恢复百花奖，在1979年1月的复刊号上，就发表了《大家都来参加电影评论——从‘电影百花奖’谈起》的评论员文章。1979年10月，时任影协常务副主席的袁文殊在一次分党委扩大会议上，主动提出恢复“百花奖”。这个提议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其中包括当时《大众电影》编辑部的主任马锐。
从提议恢复到各大电影厂推荐影片，仅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1980年3月的《大众电影》上就刊发了选票。第一届百花奖有十一万七千多人投票，第二届有十八万多人投票，于1980年进行的第三届《大众电影》投票第一次冲破了百万。
《大众电影》的选票成为一时之间的紧俏物品，邵燕祥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名为《给我一张选票》的诗，邵燕祥在第一段中写道：“请给我一张选票/我要和千百万人一起/行使这一份小小的/但是崇高的权力。”数学家华罗庚要比邵燕祥幸运，他拿到了选票。有意思的是华罗庚不仅填写了选票，还给编辑部写了题诗以表祝贺。
最终13个奖项被观众评选出来，其中19岁的陈冲因在《小花》中的出色表演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刘晓庆因在《我们这一家子》中扮演张岚夺得最佳女配角奖。颁奖典礼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时间是当年的5月23日上午，“颁奖典礼形式很简单，也比较严肃，没有表演环节，颁完奖就是领导讲话”，唐家仁还记得，当时还有四十多名国外记者参加了颁奖典礼，据说是为了让他们看到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开放和进步。
《大众电影》复刊号第2期封面
电影演员杨丽坤在电影《阿诗玛》中饰演阿诗玛
发行日，邮局大门的玻璃被挤碎
百花奖之后的《大众电影》，进入了该刊发展史上最为迅猛的时期，冯湄说，邮局反馈的数字是呈直线上升的，直到1981年的期发行达到960万册，《大众电影》成为红极一时的刊物，进入鼎盛期。960万的发行数字，甚至让来采访的外国记者非常惊讶，他们想象不到一份刊物的期发行量能够达到近千万。
“《大众电影》也就在当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蓬勃发展的形势，许多电影爱好者为了订到一本《大众电影》只好走后门，每逢《大众电影》的发行日，北京、上海等地的邮局门前挤满了等待购买《大众电影》的人群。”《大众电影》曾连载署名木易的《〈大众电影〉刊史》，木易在写这篇文章中了解到，当时《大众电影》编辑部在发刊当天，会派人到北京的一些邮局门口去了解销售情况，回来时往往捡回不少读者在抢购时丢在现场的手套、帽子等各种物品，也时常听说某邮局大门的玻璃被挤碎的情形。
当时的《大众电影》也被视为新片最为关键的宣传阵地。“当时的制片厂拍完一部片子，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大众电影》放映样片，和编辑座谈，然后才进行全国放映”，唐家仁说，当时慢慢地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来找关系想进《大众电影》工作，想让《大众电影》推介他们的影片，也会有一些演员主动拿着他们的剧照、影片到编辑部。“有些人情推脱不了，我们会在内页发一些剧照，但是封面和封底是一个杂志的脸面，封面、封底的剧照也是我们商量最多、花费精力最大的地方，我们的标准是好片子和好照片，缺一项，我们是不大会选作封面的。”
在八十年代，茅盾、夏衍、柯灵也是《大众电影》的作者和研讨会上的常客，刘晓庆、陈冲也为《大众电影》写文章，刘晓庆为《大众电影》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是一个新兵》，陈冲将他和演员田华的通信拿到《大众电影》发表。
“从《人民电影》到《大众电影》，是我一生中最为愉快的记忆”，读完小学就碰上文革的冯湄，也正是在进入《大众电影》之后，开始恶补性地看很多电影。“在《人民电影》的三年，我并没有看到什么片子，到了1979年，所有的老片子都拿出来放，一下子能看到‘文革’前的片子、以前内部放映的外国电影，我在那个时候是疯狂地看电影，最高记录是一天可以看八部，最少也有六部。”冯湄说，只要有票，他都会赶过去看，进了《大众电影》，才是真正地进入电影之门，为什么当时《大众电影》能够卖得那么好，在他看来很多人和我是一样的，“文革”的空白给了《大众电影》发挥的余地，到了后来，人们选择多了，《大众电影》销量下滑，是一个正常的时代的正常反应。
《大众电影》杂志诞生于1950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平面媒体，引领一时风尚。顺应蓬勃兴起的电影产业需求，迎合不断变化的大众审美和信息产业巨变，一路风雨兼程，《大众电影》杂志于2014年全新改版上市，喜逢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改版后的《大众电影》以全新的定位重回大众视野，这一专业电影媒体品牌，将继续传承经典，点亮生活。 （钟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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