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4-10-17

　　她们于城市中无处不在
　　进入十月中旬，西安的天气骤然变凉。在港务区一建筑工地务工的唐红英已经开始了冬天的打扮，不仅穿上了棉袄，还系上了围巾。见记者诧异，她说：“因为要在五六十米高的高空指挥塔吊，上面太冷了。”
　　在唐红英看来，冷点热点都不算个啥，习惯了就觉得无所谓。她所负责指挥的塔吊有三个妇女分三班倒轮流上班，而且每上两个班还能休息一天，工作时间也相对比较规律，所以她觉得还能接受和继续坚持干下去。有空了，还能进城里逛一逛。作为女人在建筑工地干活，让人看起来有些怜惜，但她却整天都是乐呵呵的。“只有初中文化，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干这活也是老板照顾，每月能够挣3000元钱，还行吧！”唐红英说。
　　换了一套服装后，她才招呼记者进到她的出租房落座。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摆放着一张用砖头临时支撑的床铺，一台老式电视机，一个从旧货市场买来的布衣架，一个用木棍和钉子制作的临时做饭用的案子，灶具和碗筷混放在上面，另外就是两个小脚凳。再看，换了服装的唐红英，与城里的妇女没有什么两样，却与这房间形成了显明的不和谐。见记者环顾打量房间，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将就一下，将就一下！”
　　唐红英说：“进城务工就是为了多挣钱，没有条件讲究啥”。新农村建设开始，她们就在陕南安康老家盖了三间三层楼房，并做了简单的装修，添置了家具，在农村算是有模有样的。因为盖新房用完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借款。为了及早还账，她和老公便一起出来打工，又因为两个人不在一个工地，所以就选择了在附近的村子租房。
　　在她们老家那个叫观音堂的村子，和她们两口一起外出进城务工的夫妇要占到一半以上，仅在港务区附近村子租房的就有她们老家同村的10多对夫妻。在他们老家农村，家里父母年龄还不算老，生活不需要照顾的；或者父母已经不在人世的；或者孩子稍微大点能上学了的……只要能走得开的夫妇，基本上都是双双外出务工了。“土地少，条件差，来钱路子少。出门在外一年到头，虽然苦点累点，除了吃的喝的用的，年底回家还能拿上几万元。”唐红英说：“等家里的借款还完了，剩下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挣钱供养孩子好好上学。”
　　和唐红英一样，全国各地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妇女涌进城市务工。据统计，其人数占到进城务工大军的40%。她们务工的领域涉及各行各业。如在餐饮行业做服务员，做洗碗工，做清洁工；在建筑行业和男人一样干各种体力活的“铁娘子”；在服务行业当修脚保健服务员的；在商业零售业开店做小生意的，在菜市场水果市场摆摊的，在家政行业做家庭服务员的……不管在什么行业，在城市建设的每一处都可以看到她们熟悉的身影。务工中收获的不仅是金钱
　　虽然务工比较辛苦，但她们也因此收获了更多满足和幸福。一方面她们把务工挣来的钱带回去改变了家庭的居住和生活面貌，另一方面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使她们开阔了视野，长了见识，也使她们在不知不觉间把城市生活的文明带了回去，无论是从服装打扮还是从饮食、卫生习惯等方面来看，她们都有不同的改变。此外，对于农村未婚女性来说，外出务工为她们找对象增加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改变了她们的人生命运
　　今年31岁的唐红英是湖南人，当年就是和老公赵高平在东莞一工厂的流水线车间一起打工时认识的，一来二去混得熟悉了，互相感觉都不错，两人便处成了朋友。后来，一个在当娶的年龄，一个在当嫁的年龄，都在双方父母催促找对象的阶段，彼此就处成了对象。
　　当着记者的面，唐红英对下班刚回家的老公开玩笑说：“不是你死皮赖脸追我，我才不嫁给你呢”。“你说的话谁信呢！”她的老公赵高平逗趣，接过话与记者闲聊说：“我说了，你可别写，写了媳妇不高兴”。唐红英在旁边笑，说：“没事，都成老女人了，你想咋说就咋说。”
　　“那个时候，在我们打工的那个工厂百分之八十的年轻人都是女孩，这些女孩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没有结婚的。平时的工作生活几乎都在厂里，很少有机会接触外面的生活世界，所以女孩想找个男孩子说说话都是难事。你说我即就是歪瓜裂枣的，在那里也是女孩子们的抢手货。”
　　由普通朋友确定了恋爱关系后，她们从厂里搬出去在外面租了房子，过上了同居生活。怀孕后，才回到老家办理了结婚手续。赵高平说：“那个时候傻不叽叽，两个人都不知道避孕。”
　　在她们老家那个叫观音堂的村子，曾经因为贫穷偏僻，当地青年人找对象的范围一般都在本村和近邻选择，很少有走出过乡镇的，所以上一代人里就有不少找不到对象的光棍，现在这种现象基本消失了。“现在的娃娃们到外面打工几年后，个个都变得机灵很，男娃都能带个媳妇回去。女娃娃们呢，出去时候羞答答的，土里土气的，再回去的时候，打眼一看就洋气多了，有时候出落得让人一时半会都认不出来了。有时候隔上几年不见，再见到的时候，身边就多了个男娃，有的还是带着女婿和孩子回去的。”和她们一起打工的当过村干部的赵水平说。
　　因为常年在外地打工，本地娃找了外地姑娘当媳妇，外地娃可又找了本村的姑娘当媳妇。这现象不仅仅是促进了恋爱自由，从人口学的角度讲，恋爱结婚对象走出村庄、乡镇的范围，促进了婚育质量的提高，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尴尬的事不只是一件两件
　　和赵红英整天乐呵呵的状态相比，李叶叶的心情似乎一直很郁闷。她们来自同一个村，而李叶叶外出务工心里却处于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今年38岁的李叶叶现在跟随的老公是二婚丈夫。她在二婚前，一直在老家伺候老人，照顾孩子上学，指望前夫在外打工挣钱养家，可是前夫在外打工多年，除了偶尔给家里留点零用钱之外，连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给她买过，眼看别人家里都筑起了新房子，而她家的几间旧房子还是老样子。后来，听别人传言说她前夫在外面有相好的，起初她不相信，后来别人明着当面给她说，她才悄悄赶到前夫打工的地方，通过打听找到其住处后，不仅发现前夫有相好的，而且相好的女人是同村的一个女孩子。于是，一气之下就与前夫离了婚。
　　离婚后的李叶叶带着孩子改嫁给本县一个外乡人。为了夫妻感情，她吸取了第一次夫妻生活的教训，跟随老公来到了西安一起打工。因为租房子居住，又带着和前夫生的孩子，所以在生活里有很多尴尬。为了解决这种尴尬，她便把孩子送到了一所民办的寄宿制学校。然而新的尴尬又出现了，她一个月累死累活所挣的钱，仅仅是能够供养这个孩子上学。和其他一起从农村来的妇女相比较，她还是没有多少闲钱来打扮自己。
　　说起李叶叶这样的尴尬，同村外出务工的妇女们都有说不完的话：“在农村上学花钱少，女人待在家里照看孩子上学，还可以照顾老人，但同时又因在家里挣不来钱光花钱，无法伺候自己的男人，常常是出力却不一定讨好丈夫”。“和老公一起出来挣钱吧，孩子在老家靠老人照顾，上学的事情就让人操心得很”。“家里没有劳力，亲友如有红白喜事也帮不上忙，这关系慢慢地也就淡了”。对于外出务工挣钱、照顾丈夫与在家照顾孩子、老人这两者之间的选择不能两全，常常是她们感情世界中最尴尬的事。
　　除了偶尔被人瞧不起，最受熬煎的就是给孩子找学校了。40岁的岳芳说：“把孩子带出来上学，城里和郊区的中小学校，我们农村的孩子很难进得去。明着说不收赞助费，暗地里都收，而且少则一两万元。交钱也行，有些学校找不到关系，人家还不收。”
　　与此，40岁的岳芳向记者表示，希望随父母进城的农村孩子能够不交赞助费可以自由上学之外，她们在农村参加了新农合，希望在务工地的大小医院都能够看病，并都能够及时报销。而目前是只能在省级新农合定点医院看病，且要垫付资金后持票据等资料拿回老家才能报销，很不方便。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认知
　　现在国家对农村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年龄稍长的农村妇女虽然在进城打工中见识不断增长，但她们对城市生活并不羡慕和留恋。如岳芳说：“等孩子上完大学后，没有了经济负担，我们还是愿意回到老家生活。”
　　在她看来，只要打工挣钱，工资能够按时领到手，不被拖欠，经常有活干，即使脏点苦点，其他方面都不是什么问题。最怕的是工地上的活儿断断续续的，听起来日工资一二百元，但常常每月因为活路不多和天气等原因都不能出满勤，如此月收入就会不固定。
　　当记者问起她们是在给谁干活时，这些来自同一个村的女人们的回答却是五花八门，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业主和建筑承包方的名称说准确。岳芳说：“农村人只要打工有人给钱，管那么多的事干啥。”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担心工资被拖欠外，对于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这样的劳动权益，对于绝大部分务工的农村妇女来说，她们并不关心和重视，甚至这方面的知识对她们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盲区。
　　相比，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已婚妇女或者未婚女性，她们的知识层次要相对高一些，至少都上过学，大部分都达到了初中毕业。而她们对劳动权益知识知道的也比较多，可是这些有点文化的农村年轻妇女却不愿意在城里干那些脏、累、苦的工作。同时，她们都对城市生活有强烈的向往和追求，尤其是农村未婚女青年。在朱雀路莲花餐饮酒店当服务员的乾县女孩杨靖说：“有条件的话，当然还是住在城里好啊。”
　　对于杨靖的向往，顾客黄女士切中实际，直言说：“依靠服务员的工资难实现，只有找一个城里的对象或者结婚后共同努力。不管什么途径，对于农村进城打工的女孩子来说，这后面都是一条艰难的路。”
　　本报记者杨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