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已经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身体依然健健康康，且耳聪目明，思维如常，走路连拐棍也少拄。可母亲命苦，一生苦难迭起。然而，正是那接连不断的灾灾难难磨砺了母亲坚强的性格和意志，也应了“苦命人寿高”那句俗语。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年轻时，她忙着抚养儿女，操劳家务，常常累得腰酸腿疼。那时节，父亲在外教学，家里的一切活计统统由母亲包揽了，忙完家务忙田间，可那时再苦再累也心里乐啊！她盼小日子越过越好，盼丈夫在外事业有成，盼儿女长大个个有出息。可谁知盼来盼去，老天安排给她的却是接二连三的苦难打击……
    1957年的时候，第一个苦难落到母亲的头上。她的一向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心肠耿直的丈夫突然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开除回家监督改造，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使母亲惊呆了。二十年的恩爱夫妻，她深知丈夫的为人，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可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丈夫确实是被上边定了性的右派，人和铺盖卷一同滚回家了，后边还跟着押送他回原籍改造的公家人。从此，这个家就倒了大霉，母亲成了当然的“右派家属”，处处受人冷眼，我姊妹上学读书政治上低人一等，还屡屡遭他人欺侮。那段时间里，我分明看见母亲眼窝周围添了一匝黑圈，人也消瘦了许多，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我知母亲在叹世道的不公，可她一个妇道人家怎能扭转时局。然而，她心里仍然存有一份希望，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许苍天有眼，说不定有朝一日，丈夫还能和人一样呢！
    接踵而来的祸事是妹妹的夭折。妹妹淑培漂亮聪慧，又有文艺天赋，7岁就能登台演戏，没想到10岁时染上了白血病。母亲只有一个宝贝女儿，视如掌上明珠，妹妹的病让她的心揪成一疙瘩，昼夜煎熬。那时父亲已被开除回家，断了经济来源，为了治好妹妹的病，母亲变卖了出嫁时娘屋陪嫁的手镯、耳环等首饰，父亲也将准备盖房的一大堆木料出手卖了百十来元钱，可还是未能挽留住可怜的妹妹的命。那年中秋节的子夜，阴雨凄凄，冷风嗖嗖，妹妹丢下亲人，离开人间。母亲抱着妹妹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强忍悲痛请人用几块薄木板给妹妹钉了一个棺材匣子。出葬那天，母亲几次哭得晕了过去，嘶哑着噪子声言要和妹妹一同去。
    当世道转到“文化大革命”那阵儿，母亲的苦难和天下许多苦难家庭的苦难一样。先是她的“右派”丈夫屡屡挨批斗、戴高帽、遭毒打，使她日夜提心吊胆。棍棒拳脚打在丈夫身上，却疼在她的心上。有一次，她正在屋里替女儿包扎伤口，一群“红卫兵”闯进她家，横眉竖眼说她没有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不由分说把她揪了去和“四类分子”一起批斗。批斗就批斗了吧，还硬要她和丈夫分开居住，不让在一起生活，说是要彻底孤立“阶级敌人”。这些她都能忍受得了，可偏偏屋漏偏遇连阴雨。她的一个14岁就进剧团参加工作的儿子，一夜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当时的“军管会”逮捕法办，判处有期徒刑20年投入监狱。她的儿子她了解，跟他的实心眼父亲一样直耿，说话口畅，可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儿子在家读书的时候，她常常苦口婆心地教育他要走正道，要做有出息的人。难道儿子把她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抑或是跟人学坏了。后来，她听人说儿子被判刑是因经常偷看外国小说，欣赏外国音乐、电影、肯在人面前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大实话。于是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偷偷给她丈夫说，我的娃我知道，说真话咋？说真话总比讲假话强，一是一、二是二、黑是黑、白是白，难道硬要人把一说成二，把白道成黑才成？我儿子是好样的，不是孬种。等着瞧吧，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天会睛朗的。
    时局的变化被我的大智若愚、卓识远见的母亲言中了。公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荡漾，我们伟大的党拨乱反正，将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纠正过来了。从此，政治清明，人心大快。先是我的兄长——她的大儿子平反出狱，恢复了公职。再是父亲的右派甄别，重执教鞭继续他已经中断20多年的教书生涯，母亲为此高兴得几宿未眠，泪花儿直迸，逢人就讲我儿子平反了，我丈夫平反了，又成公家人了。乌云散尽，双喜临门，母亲怎能不高兴呢？
    论说母亲的苦难到头了，应该过上舒心的日子了。可1984年我的妻因患不治之症离开了人间。母亲刚刚复苏不久的心又日夜系在了中年丧妻的儿子身上。我试图用生老病死的道理劝她不要太伤悲，可母亲说，话虽是那样说，但儿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呀！儿子有痛处，当母亲的哪能不心疼呢！母亲还说：“娃呀！你往尘世上看，哪个做娘的不苦，要不庙堂上进香的咋都是女人呢？”
    唉，世上最苦慈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