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纺织城的记忆是从1968年开始的，那一年我六岁，从乡下进城看望在纺织城工作的父亲。第一次，坐在火车上，肚子叽哩咕噜喊饿的时候，巍峨的城墙矗立在面前了。待走到火车站城门口，说是门，其实比我们村哪家的屋脊都大、宽阔。入了城上了11路公交车，购票时，姐掏出4角钱，递给售票员。售票员看我一眼，只撕了一张票给姐，还退给她2角钱。晚上，父亲在纺织城餐厅 “奢侈”地招待了他的一双儿女。吃饭时，我搛起一块红烧肉，送进嘴里，烫得直吐舌头，红烧肉真好吃。父亲说，这是红烧茄子。这是我第一次吃食堂，我的第一件成衣也是在这里购买的。
    母亲也曾与纺织城有过5年紧密接触。1963年母亲在纺织职工医院分娩了我的二姐，但二姐因患肚脐感染染上风寒夭折在医院，母亲哭伤了眼睛，“转正”考工时落选，母亲由此失去了做城里人的机会。回到乡下的母亲居住在父亲祖上留下的大宅院里。那时母亲已经有了我，乡下人对母亲既嫉恨又羡慕，因为自然灾害尚未结束，村民们都吃不饱，不少人外出讨饭，父亲寄回来的工资尽管微薄，仍使母亲的日子过得相对轻松一些。我看到父母结婚照上，母亲也曾端庄娴雅，但城市梦的破灭，使她在乡下常年的劳作后过早的衰老，变成了一个面容黝黑的乡下妇女。
    18岁那年的1979年，我高考落榜。我意识到再不去城里就可能永远没有机会离开土地了。于是，我硬是不顾母亲要我顶门立户的挽留，顶替父亲进入纺织城做了一名纺织工人。
    历史在1979年10月转了一个方向。此前的无数个日子里，父亲进城由母亲送到乡村车站。此后的三年到1982年10月，在父亲去世前，成了父亲送我。似乎两代纺织工人交接的仪式不在纺织城，而在去纺织城的路上。进到城里，我圆了当年的进城梦想，但父亲又为土地分田到户后，不得不承担本应由我承担的繁重体力活。
    1982年10月8日，我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坐在回乡的火车上，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我们姊妹5人，在父亲退休那一年，我的姐姐才出嫁。可想而知，父亲的担子有多重。1959年，母亲结婚随父亲进城做工，但母亲的二丫夭折在医院，母亲哭伤了眼睛，未考上工，又逢灾荒年，家委会屡次动员又限电限粮限煤，父亲虽然很伤心，但他还是说服母亲回了乡。父亲无法忍受痛苦和寂寞，便渐渐喜欢上了球赛，成为全厂有名的球迷。那个时候，文化生活单调，工厂就用篮球赛吸引职工。球赛时，父亲总是第一个到球场，用软扫帚蘸了水，细细地清扫水泥灯光球场的浮尘。球赛开始了，又把队员换下身的衣服码到一起，看护起来，换场的队员刚下来，他边递汗巾，边提个大水壶给队员续茶水，父亲因此与体协主任和队员的关系甚笃。
    说真的，我那时理解不了父亲对企业的感情。在一次市企业甲级队联赛上，两个厂争冠军。那天交战犹酣，呐喊声像倾盆的大雨淋着场边的每个人。父亲厂子进一个球，他鼓掌，球不进，他直喊队员的名字，大骂臭球。赛到终场前3分钟，还差11分才能追上对手。父亲急得直跺脚，突然他直起身子，扯声哭起来，哭声使场内霎时变得静悄悄起来，并感染了队员，小伙子们如获神助一般愈战愈勇，竟然终于战胜了对手。篮球队外出比赛，父亲就坐在接送队员的轿子车上，还帮着队里分析局势，球赛结束，队员在评论，他就在人后不吭气，评完后，看他脸上有笑容，就知道球打的不错，否则父亲阴沉个脸，大骂饭桶，饭让你们白吃了。父亲爱他的工厂，逢到别人说球赛必输，他不依，争执不下，双方就吵，父亲为此没少挨骂。父亲似乎是通过看球赛来冲淡他远离家室单身生活的孤苦寂寞。
    我回到老家枯坐在凳子上，犹记得半月前，父亲在我单身宿舍里住了一周。宿舍里，有父亲留给我做饭的煤油炉、案板、碗筷和一应生活日用品。床上，是一床毛巾被，套着 “奖给先进生产者”的弧形红色图案。一周里，父亲下午饭后总会领着我拜访他的工友。进了门，父亲把在工友视线里模糊的我，清晰地推荐给他们：“这是我儿子”。他昔日的工友们打量我一眼，问我在厂里哪个部门，干得咋样。我如实回答后，就静静坐在一边听他们聊天。他们说起过去，一会儿笑声不止，一会儿又嘘唏长叹。父亲的工友大多是工厂的“蓝领”，退休后子女顶替进了工厂，儿女多、住房紧，退休工资只有五、六十元，却对工厂有着相依为命的感情。有次到自建村，我看见一大片低矮的房子拥塞在一起，房门对门，中间挤出一条行路，沿着路次第排开来，都是土墙，红瓦铺顶，房与房共用一堵隔墙，在进村东向正中的一座二层砖混房前，父亲说： “三十多年前你就出生在这里。”我正要上去敲门，父亲却拉住我，站在那儿望着房子出神。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思忖了什么。
    遥想当年，父亲从咸阳来到纺织城，与工友们一起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那时纺织城还不通车，浐灞两河鱼儿如梭，青草葳蕤，蛇兔遍地，时常能听到狼啸。他们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吃着粗糙的食物，忍受着离开家对亲人的寂寞，手拉肩扛，建成我赖于生存，给了我基本生活的纺织厂。父辈的精神成为我忍受贫困的感情寄托和思想动力。
    但在时近知天命之年，我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纺织厂的，挺自卑的。
    历史似乎有意和纺织城人开了一个玩笑，当年放下锄头进入纺织城的第一代纺织工人，他们的子女多数在纺织厂承袭着父辈的工作，第二代纺织工人却想方设法把子女推离纺织厂，宁肯忍受独生子女远在他乡创业的艰辛和对子女的念想，也不愿儿女在纺织厂就业。纺织厂就在城里招不到工人，外界认为没有文化的人才进纺织厂，很多女工找对象的首要条件就是结婚调离纺织厂，否则就拜拜。纺织城的地理位置离西安市不远，但大家仍把到市中心去叫做 “进城”，与农民庶无区别。
    2008年伊始，纺织城人给纺西街起了新名字：改制一条街。从最东端高速公路闸口的延河水泥机械厂、红旗水泥制品厂到四户棉纺织企业（五厂已提前改制），都在享受政策性破产的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安置职工，寻求国企破解难题的良策。那一段时间，纺织职工读着政策，提着笔，把“安置方案意向书”能盯出水来，却不知怎么向表格上的“去”和“留”处落笔。多少个不眠之夜，记录着纺织工人的艰难抉择，难以割舍的企业情结使人们的无限感慨涌上心头，却沉淀到无可奈何之中。贫穷的纺织工人既想要那一年工龄2587元的安置费，用以支付住房按揭费用和只涨不跌的教育费用，又为俗称“买断”的“自谋职业”后技能单一，难以再就业而苦恼，最后又仿佛是商量好了似的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职工选择了“买断”。当年，他们招进国企的荣誉感，随着“买断”而消失殆尽。尔后，再就业的压力在大学生就业难和国际金融风暴的双重袭击下，有着难以想象的煎熬和郁闷。
    30年前，父亲以未到退休年龄提前退休让我顶替，对我寄予厚望：年轻、有文化、敢做敢为、富予创新。他相信由他们那一辈奠基的事业，一定会在我们这一辈手里延续辉煌；30年后，我也以未退休年龄却“买断”工龄成了下岗工人。我知道，从我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起，我就失掉了对30年前的那个珍重承诺：创造纺织工业新的辉煌。
    我下决心离开了纺织企业，我要与它割断联系，把身子从这里彻底抽出来，给它一个诀绝的勇气和一个中年人走向新生活的背影。
    但是我错了，它手里好像攥着绳子的一端，不管我走向哪里，它都牵着我，我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纺织城。当理智催我扬鞭奋蹄快快离开它时，感情却离它越来越近。我知道，这是一个没出息、没作为的人的心里状态，但30年的记忆实在是不能说割断就割断的啊！但我坚决地相信历史注定要和纺织城重新约会，即使这一天来得很晚很晚。
□赵贵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