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在这新旧政权更替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面临着激烈的文化抉择和人生选择。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蒋介石利诱文人赴台，中共则诚邀名士北上，演绎了一场20世纪中的文化名人争夺战。
国民党“抢救”的第一号人物
    1948年11月、1949年1月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三个月内，蒋介石连失两位重臣，使他悲痛不已，终日唏嘘。
    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退守台湾也总是需要一些文人来支撑门面。于是，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谓“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中共方面也对胡适进行了争取工作，并通过西山一带广播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14日，蒋介石派出专机飞北平，“迎接”以胡适为首的一帮学人。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15日，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并把他们安顿在位于南京赤峰路的一家招待所。次日中午，蒋介石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
    就在胡适等人飞离北平后，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到南京后即被国民党政府授予“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感到惭愧。
去留的历史抉择
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巨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上到最高层的国立大学校长、著名作家与教授、政学两栖的文化名流，下及普通的大、中学教员以及报刊编辑和后起的文学青年群体，无不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生人格与人性的裂变，做出一种文化风气、学术资源、人生目标的选择。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1943年吴晗加入民盟后，不断追求进步，1945年便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这样，吴晗与胡适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其新著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次全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在梅贻琦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1948年12月15日，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胡适南下后，北大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1949年1月31日，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