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原来和苏联是一个话语体系，一个阵营内的。苏联人想说什么，内在含义是什么，中国人能看明白，美国人则未必懂
    年近60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在历史学界，他算是个“异类”。没有正规的学历，却曾身兼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等职务。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他本人则被评价为“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从航空兵、锅炉工、商人，再到史学家，沈志华的人生显得不同寻常。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个人出资100多万元，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苏联解密档案的经历。
    1989年苏联解体，大批秘密档案解密，许多国家的相关机构和个人蜂拥而至。那时，刚在商场上赚了些钱、又想回头做学术的沈志华，萌生了去俄罗斯搜集历史档案的想法。他曾联系社科院，被告知审批要很长时间，干脆自己出资，于1995年奔赴俄罗斯。“到了那儿才发现，已经去迟了，很多东西不让看了。”
    2009年8月，由沈志华主编的全面解读苏联74年兴衰史的专著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出版。该书的一个亮点，就是大量运用苏联解密档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从档案做起，从专题研究开始，把一些重大问题，一个一个拐点的问题都弄清楚，再连贯起来，就容易看清历史脉络。”沈志华说。
    中国人反观苏联历史会更深入一些
    沈志华：苏联档案解密，应该是在苏联解体以后。解密范围最宽的应该是1992～1994这三年。因为那是最混乱的时候，（档案馆）都开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直接用缩微胶卷拍回去研究。这是国家行为。个人呢，各国的记者、学者等等，都蜂拥而至。
    那时候，1991年以前的档案都解密了，比如，苏联怎么解体的，开会商量如何解散华沙条约组织等，这些档案都有，我这儿就有。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到的俄罗斯？
    沈志华：我1995年到的，1995、1996、1997每年都去，但那会儿档案馆已经不愿意让你看了，不让你随便复印，要审查，更不能整卷整卷地抱走。原来是整个一个库，你给十万美元，照片哗哗一拍就都拿走了，美国人就是这么干的。
    我们去的时候，费用已经非常贵，印一页就好几美元。到普京上台以后，整体性地收缩，有些档案根本就不开放。但最近10年，俄罗斯人自己编的苏联档案集越来越多，但那是人家挑的，他有他的思路、想法，未必跟你一样。还有就是有些东西他不愿意让你看到，比如，我看到中苏关系的档案里有很多重要的文件都没有收。
“不知道苏联人当年提了那么多意见”
    《瞭望东方周刊》：哪些重要文件？能否举一两个例子？
    沈志华：比如，1949年的一二月份米高扬到了西柏坡。这是苏联第一次派最高级的领导人——政治局委员——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五大书记会谈，前后会谈了12次。现在俄国人编的档案集里把米高扬给斯大林的备忘录都公布了。但是，斯大林给米高扬的指示一件都没公布。你只能通过米高扬说的一些话推测斯大林跟他说了什么。
    例如，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关于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马上要掌权了，外蒙古独立出去全国都反对，是被美国人、苏联人逼的，蒋介石签了那么个条约。毛泽东就很想把它收回来。他也知道，苏联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就跟米高扬拐着弯说，如果政权回到人民的手中，考虑到整体民族统一的问题，是否可以把外蒙古收回来。
    米高扬把这个事告诉斯大林。第二天他跟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让我告诉你，如果要谈到蒙古民族统一的话，那么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而是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毛泽东大笑说，以后再也不谈这问题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能否举几个典型例子？
    沈志华：那太多了，很多还比较重要。比如，中苏同盟条约到底是谁起草的？咱们的书上都说是中国起草的，实际上是苏联起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了，没改几个字就发回苏联，苏联方面说，那就这样搞吧。真实过程就这样。这有大量档案为据：1950年1月5号，苏联开始起草第一稿，那会儿周恩来还没去，也不知道要签个什么样的东西。当中国人到的时候，人家已经改了七稿，而且斯大林都批了，才交给中国人。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什么比较典型的例子？
    沈志华：比如，中苏同盟问题，当时包括美国人都在争论。如果1949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到了北平，历史是否会改写？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当时失去了和中共搞好关系的机会，是政府决策失误。苏联档案解密前，对这个事情一直有争议。现在比较清楚了，对于美国来说1949年根本就不是个机会。
    当时美国有没有可能跟中共搞好关系呢？有，但不是在1949年，而是1944年。因为那时美国有一批外交家和军人，比较倾向共产党。在一年时间里，曾有美国军官团陆续到延安，毛泽东多次和他们谈话，表现出想跟美国搞好关系，但后来美国政治右倾了，这条路就封住了。
中苏分裂的新解读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你对档案的研究和解读，为什么后来中苏会决裂，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沈志华：我把苏共二十大前后的档案都研究完了，二十大的时候，包括1956年，甚至1957年，中苏并没有原则的分歧。那时候，苏联提出“三和”的路线，毛泽东是赞同的，中共八大也是这个路线，苏联提出要改变经济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七项措施，毛泽东写了“十大关系”，都是一致的，确实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对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毛认为要三七开。苏联很快表示同意，对斯大林的批判，后来苏联的调门就变了。苏联共产党还把中共政治局的文章 《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作为学习文件下发，毛泽东很满意，说我们有点分歧，但已经合拢了。所以，分歧不是始于苏共二十大。
    从逻辑上讲，分歧也不一定就导致分裂。美国跟法国、英国，英国跟德国，日本跟韩国，也是分歧非常多。可是他们没分裂，为什么？因为他们通过谈判来减弱或者解除这种分歧。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因为构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是利益，而利益是可以让度和分割的，就是多点少点的问题，不会导致同盟的整个破裂，这是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准则。
    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年年评价中苏关系，认为中苏不会破裂。因为美国认为这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政治标准，共同的敌人。可是1962年，中苏还是分裂了。
    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发生分歧只有两个结果：一种是一方吞并另一方，比如，匈牙利事件，苏联跟匈牙利发生了分歧，出兵占领了匈牙利。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 “布拉格之春”，也是这个结果；再就是分手，“苏南冲突”是个典型，共产主义同盟刚建立一年，苏南就分手了。苏联倒是想打南斯拉夫，弄了七个师在匈牙利边界，但美国干预，苏联不敢动。中苏分裂也是一个典型。
    我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当中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这种国家关系在上世纪40年代，甚至到60年代，都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关系。他们是从党的关系过渡到国家关系的，很长一段时期是混在一起的。
    中苏之间就非常明显，中苏分裂，首先是两党分裂，两党意见不一致，最后导致国家分裂。
    苏联跟南斯拉夫冲突的时候，南斯拉夫说苏联是霸权主义，可回头看看，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那还不也是攥小鸡似的，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谁上谁下都由铁托说了算，哪里有什么平等可言？就是因为这种关系上的混乱，产生了矛盾，也没法谈，中苏也必然分裂。
苏联历史的启示
    《望东方周刊》：你在这部书的绪论开篇，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崩溃，是历史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你可以简要地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吗？
    沈志华：现在说还为时过早，有些事还没有弄清楚，我只是有个思路，还需要再深入研究。
    简单说，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是有它的历史合理性的。就是一个后发达国家、后现代国家想要进入现代社会，到底走什么路，资本主义道路是否还能走得通？或者人家是不是让你走？都是个问题。所以，当时做这个选择，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而沿着斯大林设计的路，就是一条通向崩溃的道路，中间想转想扭，没扭过来。这个“扭”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改革。早引进市场机制何至于走到今天的地步？早引进民主，何至于引起人民的反抗？等到了戈尔巴乔夫，苏联已经病入膏肓了。
    中国之所以能走下去，就是因为走了改革的道路，坚持改革30年。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走了6年没走通，就返回去了；赫鲁晓夫改革8年没走通，也返回去了；到了戈尔巴乔夫，走不通了。但中国坚定地走向改革，所以搞起来了。
    从苏联的例子能看出来，不改早晚得走向崩溃。就像压力锅的道理一样，早点开点缝，慢慢放气。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矛盾，矛盾不解决，都会造成危机，都会形成压力。压力就是社会危机，只有不断改革，才能不断把危机化解。所以，改革就是不断地摸索，释放压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特约撰稿李雍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