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恒利变压器公司于6年前改制，近700名职工成了外商独资企业职工，就因为这一身份，企业停产近三年，他们没有生活费，没有下岗证，享受不到国家对国企职工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面对目前的处境，职工们诘问——

　　                        “到底该谁来管我们”
因为6年前的那次改制，西安恒利变压器有限公司的684名职工在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就成了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然而，这一身份并没能给他们带来幸运，在企业停产近3年来，他们没有生活费，没有下岗证，国家对国企职工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与他们无缘。
　　西安恒利变压器有限公司(简称西恒变)，其前身是1958年始建的周至变压器厂，固定资产6400万元，年产值4000万元，利税350万元。据职工们讲，1998年之前，西恒变建厂40年从没有亏损的记录，被公认是周至县最好的企业。周至县经济贸易局企业改革科宁洪介绍，1998年初，原西安恒利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与香港嘉侨企业有限公司经过协商，由香港嘉侨公司接收债权、承担债务、接收安置职工、受让净资产的方式，对西安恒利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兼并。同年3月6日由县政府委托国资局与香港嘉侨公司正式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兼并后的新企业更名为：西安恒利变压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牟林，企业性质：外商独资。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原企业为了使新企业可持续发展，按照国家政策对S9变压器系列产品的研制开发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同时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优惠；一、剥离非生产经营性资产价值503．82万元(由新企业代管)；二、生产用地以帐面值计算，扣减评估增值496．72万元；三、核销逾期三年以上应收款92.64万元。资债相抵后剩余的国有净资产967万元一次性转让给香港嘉侨企业有限公司，用以安置原企业的所有在册职工。香港嘉侨企业有限公司在兼并西安恒利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的过程中，共享受政策性优惠和周至县人民政府的特别优惠共计562．36万元。
　　西恒变原副总经理吴靖民介绍说，当时合同指出，嘉侨以接收债权、承担债务、受让净资产的方式取得西安恒利变压器公司的全部生产性资产，并接收安置1997年底在册全部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兼并后的新企业优先录用原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350名，暂未上岗的两年内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费90元(包含10元医疗费)，缴纳养老、失业保险金，解除劳动合同的按不低于周至县规定标准买断工龄。
　　西恒变原办公室主任夏正民介绍：产权交接后的1年多时间里，企业经营权实际仍掌握在原领导班子手里，直到2000年上半年，企业经营基本正常，利税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是，1998年夏天，牟林投资在股市上的资金因故缩水，他几次想抽调恒利的资金，而西恒变原总经理侯惠民等坚持：利润可以分成，生产周转资金只能“进”不能“出”。双方因此产生了矛盾。1999年底，侯惠民升任副董事长。翌年3月，原财务部长任周发改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相继被剥夺了实际的经营管理权。
　　西恒变现工会主席李选民指出：2000年以后，嘉侨先后在西恒变成立了恒利商务公司、物资供应公司，原材料供应、贷款来往均改由这两家公司经手，原企业只剩下“来料加工”功能。这一转移抽逃资金的做法，令原企业职工气愤，为防止港商抽逃资金，周至县政府曾向西恒变派驻了一名财务监督员。但是，资方不配合，监督员的职责难以履行。据李选民的统计，嘉侨先后抽逃转移西恒变2300万元之多。
　　在不断的矛盾和纠纷中，西恒变经营每况愈下，2000年至2003年的产值分别为2347万、412万、44万、0万。国税由原来的一二百万降为2003年的63764．14元，地税则连续三年为0。
　　根据统计报表，1995～1998年原企业的在职职工工资总额年均都在130万元左右，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在县域国有企业中名列前茅。企业兼并后，1999年企业年职工工资总额为200万元，2001年由于生产极不正常，职工工资大幅度降低，绝大多数职工只享受了月90元的生活费，2002年1月后，由于企业全面停产，职工工资、生活费全部停发至今。职工养老统筹自兼并后至今未交（除法院强制执行部分)
　　目前这个厂除200多名退休职工从社保局领取养老金，其余400多人因为是外商独资企业的在职职工，不能享受国家给予国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除二三十户职工被纳入“低保”外，其他人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为了生存，有些女职工只能天天出门打零工或做些枕头鞋垫之类沿街叫卖；工艺科有位近六十的工程师由于妻子有病，不能外出打工又家居农村，只能在本村替人割麦拉土起粪坑养家糊口；还有位青年工人因公双目失明，父亲早逝，其母年迈多病，妻子不甘贫苦弃他而去，生活陷入绝境；还有位职工服役期间因公致残，原在门卫上班，停产后被迫回家，生活困苦，营养不良，患肝病无钱医治去世，职工们同病相怜，凑钱草草掩埋；还有位青年工人因患心脏病，下岗后实在无力生活，只有捡菜叶拾垃圾为生；还有两名女工，一名患精神病、一名眼睛因工致残，均无法生活，骨瘦如柴，艰难挣扎在生死线上。
　　面对生活困境，职工们想不明白，“外商独资”的结果就是这样吗?“到底谁来管我们呢?!”
 ■本报记者  刘公望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