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告显示，从1994年到2001年，深圳每年工伤致残的劳工人数不下1万人。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1至9月，全国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10227起，死亡11449人，同比增加525起，多死亡924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闪淳昌透露，我国各类矿山事故的死亡人数约占全世界矿工死亡总数的 60％。
　　报告同时显示，到目前为止，我国累积尘肺病例约54万人，尚存活41万人；每年新增约1万例，每年约有5000名尘肺病人死亡。数字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尘肺病最严重的国家。不仅职业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且发病和死亡者均呈现年轻化、接尘工龄短等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一直是这些数据的密切观察者。他说：“这是我国劳资关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劳资关系失衡并持续恶化的集中表现。”
强资本与弱劳工格局
　　今年40岁的郑功成是去年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19名“特别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几年前，郑功成就提出，劳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形成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并正在对我国的劳动关系产生直接影响。
　　郑功成认为，目前我国确实存在着资本日益强势化与劳工地位持续弱势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构成了利益分配不均衡和生产事故多发的重要社会基础。大多数生产事故个案，均与执法部门失职(监管不到位)、雇主唯利是图和劳工地位弱化、不能保护自己有关。
　　数据显示，我国的劳动力资源达到7.4亿，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规模将持续约20至 30年。
　　“在稀缺的资本和绝对过剩的劳动力之间，政府官员自然会作出保护资本利益的选择。因为在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是衡量政府官员政绩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指标。”郑功成解释说。
　　“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自然希望最大限度地压低生产成本，包括劳动用工成本。官员们则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环境’。”郑功成说：“国家规定，企业必须为工人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大保险。但一些地方却允许非国有企业不参加上述保险，或对其不履行这种义务视而不见。不参加社会保险成为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的因素，从而较参加社会保险而言在引资时更具竞争优势，代价则是牺牲对劳工权益的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介绍，目前中国的劳资争议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劳资关系紧张，意味着工人有更多的要求未被满足，也意味着企业主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受到更多的质疑。也意味着在中国这辆经济列车高速飞驰的同时，有一部分群体利益和社会公平被忽略或牺牲掉了。
劳资关系为何失衡
　　郑功成认为，随着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的权力更完全地下放，企业领导者的权力出现了增长势头。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建立却需要更长时间，职工的住房、养老和医疗依然要不同程度地依附于企业。相互权利不对等，使得企业和职工之间本应平等的劳动关系脆若薄纸。由于本应在失衡的劳资关系间作出有效平衡的政府失责，不断增多的劳资双方的对抗性冲突正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劳动者与政府的冲突甚至对抗。
　　“受损职工一般是先找雇主解决问题。但每一起恶性生产事故的发生，人们往往会抱怨政府未尽到责任，对政府过度维护资方利益加以指责。尤其是恶性事故发生后因雇主逃逸，受害职工及其家属也会直接找政府承担责任。”郑功成解释说。
　　由于劳资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更由于种种利益的相互渗透，人事仲裁申请被驳回屡见不鲜。而打赢官司依旧可能离开企业，仲裁获胜也可能仅仅成为名义上的胜者……尽管这些情况仅仅是法律介入劳动关系调整中出现的个别现象，但是，对于视法律为最后手段的劳动者而言，一次错误的或是无法兑现的仲裁，一次无力的或是丧失公信的审判，都意味着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与资本所有者对抗的丝毫能力。
　　“劳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一种社会关系。失衡的劳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将成为我国社会未来发展中最大的潜在威胁。”
　　郑功成认为，政府应切实承担起自己监察管理与相关制度建设的法定职责，建立起一种合作主义的解决劳资冲突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承认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加以充分保护，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作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充当双方利益的协调者，以及解决双方冲突的规则制定者和最终裁决者。”　　　　■终情　程刚